——杨方部分小说印象
和杨方在济南八天相聚没有只言片语的交流。回来后看朋友圈别人转载她的诗歌，才一下子被那些群星一样闪亮的句子照亮眼睛，后来又看到她的小说《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它们很容易把读者带入一个神秘而陌生的小说国度。放眼国内文坛，可圈可点的作品并不少见，只是在人口这么广大的一个国度，题材上经常发生雷同，叙事上很容易陷入套路，所以大都印象不深，于写作者可能是初创，但放之文学领域却觉得似曾相识。在此背景下，杨方的《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和《风吹木扎尔特》等作品，以独特的故事背景、繁茂而富有张力的叙事活力以及灵动的语言，而具有了不可替代性。
一、场域的新奇与陌生
杨方的小说，以故事背景和内容划分，可以分两类，一类以新疆为故事场域，透出地域特有的神秘和陌生感；一类是以内地，主要以浙江某小城为背景的市井故事。前者如《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风吹木扎尔特》，后者如《苏梅的窗子》《城南哀歌》等。无论背景还是人物，叙事的节奏还是方式，两个类别之间跨度之大，简直不像出自一人之手。新疆背景的开阔宏大，而江浙背景的则烟火缭绕。这里所说的新奇与陌生感主要指前者。文学是需要陌生感的，即便写身边的现实生活，也要不断往深处掘进，打捞出一些人人知觉而没有发掘出的东西，至少是一些具有独特性的东西。而杨方的小说，不仅具有地域背景的独特性，在作品的气质和内涵上也是同样。
《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是一曲对人类精神尊严的挽歌，它以俄罗斯流亡贵族为叙述对象，从“我”，一个种植啤酒花的新疆农民妻子的角度展开故事，随着“我”对一把旧琴的发现和修补，叙事主体随之不断转换，在“我”、修琴人“亚历山大”，还有“母亲”和“曹大娘”等人的穿插讲述间，以一种电影蒙太奇式的切换，实现了叙述的自然过渡，辗转腾挪地呈现了百年伊宁的权力更迭和政党轮换，从一个特定的视角描述了十月革命后部分俄罗斯流亡贵族的命运。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让这些人背井离乡，越过中苏边境抵达新疆，在伊宁的一处白房子中驻足，却终因文化传统跟当地习俗的不同而发生碰撞，产生了巨大的隔膜与误读，最后以白房子被当地人围攻和烧毁、流亡者以不失尊严的方式在大火中离去而终结。
《风吹木扎尔特》则虚构出一个具有强烈时代气息和寓言色彩的边疆驻地木扎尔特，小说从二三十年前麦维蓝跟着邻居家的哥哥希林从伊宁到边疆的木扎尔特放电影开始，“天即将黑下来，一轮圆月仿佛巨灵，正一声不吭地从茫茫中升起，而身后遍布的石头山，宛如中世纪被阴风撕破的城堡，在光和影中幻象丛生。”木扎尔特就这样出现在麦维蓝的眼前。一切都是荒凉落后的面貌，一切都在等待改变。接下来，以主人公麦维蓝、麦维红双胞胎姐妹的成长为主线，多角度展现了木扎尔特的发展变迁。最后一次木扎尔特出现在麦维红的眼中是这样的，“这时候的木扎尔特，像一个被遗弃的战场……没有人进出的银行和卫生所……让整个木扎尔特成了一座空寂的死城，”这个边疆驻地从盛到衰的过程，仿佛一场巨大而繁华的梦，显得那么熟悉又那么陌生。陌生来自一些只在新闻中出现的遥远事件和名称，比如通过麦维蓝留学并就业邻国而亲历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骚乱，做非法生意的浙江人，大妈妈所见已经过世的亲人的幽灵……在小说里都成为“在场”的当下，通过讲述这些人的故事，作者打开了一个陌生而新奇的世界，展现出一幅宏阔的时间和空间背景。
“谁也不曾想到，这片静谧的月光下，国界线的那一边，正涌动着一场不为人知的大解体，一个庞大的国家稀里哗啦就破碎了，分裂出许多小国家来。国界线那边的口岸一夜之间更换了国旗，军队也更换了军服，新面目的边防军向这边吹口哨，扔香烟，以示对自己崭新国家的庆祝。”边疆的、民族的、音乐的、生态的……在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上，营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化和社会氛围，这些构成了小说的独特性，以及由此建构起的语言和故事氛围的新鲜感。
二、叙事的张力与繁茂
从杨方的各种文字记录得出一种印象：她前期在新疆，后期到中土。特殊的生长环境给了她不一样的看世界和感受世界的方式，人在天空下大地上的故事被她讲述得生机繁茂且绵密悠长，这样的叙事是令人欣喜的，这在国内作家中并不常见，它充满勃勃生机和饱满的活力，让你想起《百年孤独》和《幽灵之家》，想起《鳄鱼街》，还有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似乎在我们的世界之外还有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通过杨方的笔赋予万物以灵动，不仅是动物、植物，甚至连云朵、大风、建筑、泥土、琴声……一旦来到杨方的笔下，就都被赋予了生命和灵魂，成为了遍地有灵的世界，实现了万物之间的浑然律动。在《风吹木扎尔特》中，这种律动感特别明显。
“当她埋头于其间，竟觉察不到大股的风从土围墙上的缺口不断地涌入，它们在枝头回旋一阵，最后沉寂下来。周围的空气中充盈着昆虫啮咬苹果的声音，冰凉的水丝在果木里游走的声音，鸟雀飞起时惊动树梢的声音。有时候，一个苹果突然掉落下来，砸在她的头上，仿佛谁在什么地方伸手打了她一下，她惊醒般地站起身，惊愕地打量在岁月中苍老下去的树木、在往事中陈旧下去的人们。”
《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作为一个万余字的短篇（据作者自称篇幅原三四万字，因编辑要求而压缩至此），时间跨度近百年，小说通过不同年龄的几个叙述者之口，在历史与现实间穿插来回：十月革命带来贵族流亡，苏联建立；五十年代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提供技术支援，再后来中苏决裂开始反修，八十年代末苏联解体，新一代白俄姑娘到来……展现出一个无论时间和空间都足够宏阔的背景画面。又比如在听到修琴人亚历山大讲述他祖父记忆中流亡贵族的事情之后，作者是这样切换的，“这几天锡林搭完啤酒花的架子后，利用农活空闲时间去纳达旗牛录小镇交费开通了家里的无线网，这样我就可以在电脑上查找资料了。”查到的资料刚好对应上前面的故事，于是实现了从一个点到一个面的铺开，就像电影中不断推远长镜头带来视野变大的效果。
目前来说引起较多瞩目的是《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但我个人更偏爱《风吹木扎尔特》。它秉承了前者所有的优点，而更具有一种旷远深邃的气质，同时相比于前者依靠多人叙事的切换所造成的主要人物（沙皇公主安娜斯塔西亚、锡伯族英雄即地下党人的松林巴尔）带给读者的渺远感，以及传奇色彩带给人物剪影般的单薄，后者跟时代结合得更加紧密，小说人物跟作者一样亲历过这个时代的蓬勃和变化，萧索和幻灭，所以性格也随之呈现出发展变化，麦维蓝，麦维红，麦妈，希林，麦场长，大妈妈，法拉比老人……这些人各具特色又血肉相连，个性相异且鲜活生动。双胞胎姐妹麦维蓝和麦维红，故意的互换身份来迷惑众生，让人想起《百年孤独》中的双胞胎兄弟；麦妈，这个生养了一对双胞胎姐妹的支边女子，曾经爱上来自苏联的年轻医生，但政局变动导致苏联专家撤回，二人永远分离，“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双方各自在边境陈兵百万，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中苏漫长的边界，几乎成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上最危险的火药桶。”
杨方的小说是写实的，也是诗歌的，是丰茂的，也是具体的，既符合客观世界的逻辑，又每每给出不一样的故事流向。她的叙事自然而多变，又驾驭轻松，比如《风吹木扎尔特》一开始，作者让十四岁的麦维蓝跟着希林去木扎尔特放电影，这样就同时让木扎尔特和这组人物发生链接。之后，因为边疆需要翻译，所以放电影的希林接受安排到木扎尔特工作，这样就见证了盛衰变化。又如作者采用一种通信的方式来交代这些变化，让出国留学的麦维蓝和故地的希林通信，希林介绍木扎尔特的发展变迁，多年驻外的麦维蓝则介绍所在国家的动乱。这样多角度自然交叉，行文多变，既不嫌滞涩拘谨，读起来也流畅自如。
杨方在作者的话中说她从未去过木扎尔特，就如写作之前她也从未见过真正的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但她的叙事，无论是国际政治背景、边疆环境，以及几十年商贸市场的繁荣兴盛到衰弱不堪，这些原本可能枯燥乏味的铺陈，一到她笔下立时变了样子，人物和故事枝叶滋蔓，万象环生：
“口岸的开通让伊犁州政府眼睛发亮，……按照他们的蓝图，要在半年之内架设电线，一年之内输送自来水，两年之内修建成一条从伊宁市通往木扎尔特的二级公路，还要在木扎尔特设立管理委员会，盖起仓库、货场、边民互贸市场以及上百间店铺。各种检查检验机构也要一应俱全。”
写改革开放写经济发展的小说汗牛充栋，但写得这样活色生香的文字还不是太多。“小规模的边民集市又开始形成并逐渐扩大，两国先是开通了贸易，在木扎尔特尘土飞扬的一块空地上，摆满了俄罗斯银首饰，紧身掐腰呢子大衣，花色鲜艳的布拉吉……浙江五花八门的小商品也远道运来。直到有一天两国正式颁布口岸通商，双方开始突击修建公路……”几十年过去，那对双胞胎姐妹也经历几度分离与聚合，她们成长的时代犹如自然界的一场大风，同时也是时代的大风，商贸的大风，欲望的大风——大风之后有什么？作者并没有给出答案。因为一切仍在继续，而一切仍是未知。
木扎尔特可以是一个驻地，一个村庄，一个企业，一个城镇，乃至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甚至整个时代，这一切因为具有高度的浓缩型，就如同一个巨大的时代寓言。
三、灵动的语言与升华的主旨
杨方的行文浩浩荡荡，且自带旋律和流淌的乐感，那不是指俄罗斯纽扣手风琴声，也不是卡龙琴弹奏的木卡姆曲调，更不是亚历山大吟唱而贯穿小说始终的民歌，而是说杨方的小说语言，整个含有一种音乐的感觉。她就像一个精灵，或者女巫，或者仙女，轻轻念过咒语之后，所有原本在别人笔下有可能枯燥拘谨干涸的一切，在她这里都被赋予了丰茂的生命力。无论是浙江某小城里的烟火人间，还是新疆的木扎尔特，两个区域两个世界两种生活两类人物，杨方能够根据不同的书写对象而选择不同的叙述语调，且都能轻松驾驭并很好表达。
据说杨方写小说只是近年的事，此前行走于世间只以诗人之名。我首先见识的也是她的诗。席勒曾把诗人分为两类：天真的与感伤的。天真的诗人与自然融为一体，是自然造化的一部分，诗从自然造化而来自发地流入天真诗人的笔端。不加反思地诗歌就流出笔端，他们的作品甚至可能是获得了自然、神或者其他某种力量的启示；感伤的诗人则是深思熟虑的那种。显然杨方属于前者。也许写诗经历成就了她的语言——很多人都说写过诗歌的人写小说，语言会特别好；也许新疆生活的早期经历给了她这种神秘的创造力；也许一切真的都只是来自天分和努力。总之有些小说是可以学习和模仿的，而杨方的小说是不可学习和模仿的，一是因为她的技术性不留痕迹，浑然天成，更主要还是因为她的语言灵动烂漫而恣肆，杨方的笔好像是一个汩汩出水的泉眼，从里面淌出来生命盎然、意态繁茂的长句子，有准确的呈现，又有繁茂的漫延，还有诗意的升华，且能够与万物打开并相交相融。从上文的引用中，读者可以领略这种语言的魅力，但它真正的效果是在原始文本中，这就如木心所说“《红楼梦》中的诗，如水草，取出水，即不好，放在水中才好看。”因为宝黛钗湘的诗词本身就是作者为小说中的情境量身定做，但我还是忍不住将那么多的水草捞出。
“到了晚上，那些人变魔法似地不知去向，如果不是几盏昏暗的风灯挂在大巴扎附近的通道上，会让人以为整个小城都黑到黑夜里去了。”
“白杨树高大的枯枝上栖落着亮晶晶的冻僵了的星星，也栖落着缩着脖子的乌鸦，摇一摇，它们会死亡的果子一样哗啦啦掉落一地。”
“就在那样一个残雪化尽的春天，前一天杏树上的花苞还怕冷似地紧缩着身子，一夜之间，它们就像爆米花那样爆炸开来，蓬松地缀满了枝头”
小说中很多描述是正面描述，有一种在场的逼真感，同时又保留独特的异域风情；无论是卷动人类的大风，还是植株交媾繁殖的家园，都具有强烈的魔幻色彩，而全无故弄玄虚之意。而另一些语言则显得诙谐可喜：
“当开车的司机问麦维红是否经常去木扎尔特时，麦维红用幽默的语调回答他说：‘不，我经常不去木扎尔特。’”
“阿卜杜拉是个宰羊的人，爱跟人吵架，每一次吵架的原因都是他杀的羊没有长羊腰子或者只长了一个羊腰子。这怎么可能呢？当羊的主人这样质问他时，他无赖地回答说：‘你的羊就是这样长的嘛，我能有什么办法。’”
“‘上面开着一个口，下面就必须得有一个眼。’麦场长说，‘人不通气怎么行嘛，老婆子你说是不是。’麦场长哈萨克人似的诙谐语调几乎让麦妈暴跳如雷，她声称自己是纯正的上海人，不是什么哈萨克老婆子。‘要是我打人一拳，会把那人打到阿富汗去的。’麦场长说。麦场长以前说的是打到苏联去，后来苏联解体，他只能改成阿富汗。”
《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中，“阿卜杜拉的弟弟不是在用眼睛看，而是用肋骨，用满嘴的牙齿，耳朵，睫毛，十根手指头，所有的头发，上下滑动个不停的喉结，甚至是用五脏和六腑在看着她。”后来他为此冻僵于寒冬之夜，于是“我向亚历山大感叹白房子在时间中变成了红房子。亚历山大说，白房子没有变成红房子，白房子是自己飞走的，像一只巨大的白鸟那样扑腾着翅膀，然后一使劲从红玫瑰般烫人的火焰里飞走了。”
这是借助修琴人亚历山大的传奇版描述，而亚历山大本身也是一个流亡者的后裔，他和姐姐为了保持贵族的血统，选择了终生单身。他们的坚持不能以世俗的价值标准来判断得失，这种坚持本身就是捍卫一种信念，一种不妥协不苟且的尊严，尽管当下已经成了社会低级阶层，“他们曾经的身份也许是显赫的男爵公爵或子爵，但在这里的身份是钟表匠，养蜂人，酿酒师，面包师，或者是伊犁河上的打渔人。为了生活下去，他们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但他们的骨子里，还努力保持着什么。”而这就是《俄罗斯纽扣式手风琴》最终要表达的：可以失败，可以流亡，可以遭难，但一定保持特有的尊严。也是因为这样，在白房子被大火包围的时候，
“他们满以为可以看见一群被火焰包裹的魔鬼，光着脚披着发疯子一样尖叫奔跑，可是人们惊讶地发现一切并不是他们想象的那样，白房子里的女人们即便是在逃命的时候也不忘穿上外套，戴上帽子，扣好胸针，就像当初离开自己的国家那样从容，她们一个接一个，优雅地爬上窗台，尽量不弄脏裙子和手套。她们的手里，不是抓着钱袋和珠宝，而是一本普希金诗集，一束干花。”
2018.8.14初稿，9.14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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