赢者通吃的社会

砺石导言：无论城市、家庭还是商业世界，赢者通吃的现象比比皆是，留给弱者的空间越来越小。

刘国华 | 作者

“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这是《圣经》中的“马太福音”第25章中的两句话。话中描述的现象，正是1973年美国科学史研究者默顿提出的“马太效应”，强者恒强，弱者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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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马克·杰弗逊（M.Jefferson）发表了一篇文章，因为文章的重要性，50年之后美国一家地理学杂志又全文重登了该文章。杰弗逊在该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首位城市和首位度。

杰弗逊通过数据发现，在很多国家、民族中，最大城市的人口比第二大、第三大城市的人口多得多，他称为首位城市。首位城市人口是排名第二、第三的多少倍，被叫做首位度。他分析了51个国家，其中有18个国家最大的城市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3倍以上，其中28个国家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的2倍以上。

在这些城市中，还有几个特别夸张。比如，英国的首位城市伦敦是第二位城市利物浦人口的7倍，丹麦的首位城市哥本哈根竟是第二位城市奥尔胡斯的12倍。

上海交通大学陆铭教授指出，由于政府行政力量对于经济资源配置的干预，导致了“经济发展的零散分割，以及地区之间分工水平的下降”，很难实现区域经济“从集聚中走向平衡”。

人口过度向首位城市集中同时，无疑也伴随着财富、人才的集中。

瑞士信贷银行研究所发布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全球前1%的富豪所拥有的财富超过了全球总财富的一半，达到了50.8%。这与法国经济学家、《二十一世纪资本》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书中所说的一致。

这种“首位度”现象甚至发生在电视剧中的演员片酬上。比如在广电总局披露的一个数据中，某部电视剧中2位明星主演合计拿走了1.5亿的片酬，在总制作成本中的占比超过了60%。

财富、人才的集中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不同等与阶层固化在加剧。

美国当代社会科学家哈罗德·克博（ Harold R. Kerbo）写过一本长达800余页的社会学巨著，叫做《社会分层与不平等》。这部书以全景形式展示了美国社会分层的历史与现状，即社会收入与财富上的不均，并由此导致基本必需品分配、健康、税收、政治产出等诸种不平等。这种不平等的主要维度包括三个：一是荣誉、地位、声望的不平等，二是经济权力与物质报酬的不平等，三是武力、政治、行政权力的不平等。而三个不平等维度之间，又存在内在相互影响。

美国另外一名著名学者，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帕特南在2015年出版过一本影响很大的著作《我们的孩子》。通过追踪访问美国各地107位年轻人与他们的家庭，帕特南和研究团队从家庭结构、父母教养方式、学校条件和邻里社区四方面入手，详细讨论了美国贫富两个阶级的孩子们在成长经历中的全方位差距。

帕特南在书中提到一个词：弱关系。所谓弱关系，是指孩子的父母是否有朋友的朋友，能够在孩子找工作、申请大学或生病就医问题上随时施以援手。他在书中指出，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他们的孩子的社交圈就很难超出亲戚与邻居的范围。在诸多社会职业中，较之于高知家长，他们认识多一些的只有“保安”。

英国BBC系列纪录片《五十六已知天命》，也描述了类似的现象。该纪录片从1964年一直持续拍到2005年，导演迈克尔·艾普特选择了十多位不同阶层的英国孩子跟踪拍摄，每七年拍一次。

从纪录片给我们看到的人生轨迹中，可以看到阶层固化对人生所起到的至关重要的影响。上流社会的孩子读私立学校，进名牌大学，成为社会名流；而底层，则一辈又一辈做着同样卑微的生存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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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商业领域，也是一个强强联手，没给弱者剩下多少空间的时代。

《经济学人》一篇文章统计了20年美国电影票房的分布数据发现， 排名在前面1%的电影，过去大约能拿走10%的总票房收入，现在则超过25%。排在后面90%的电影，过去能拿走一半的票房，现在能拿走的，只有10%多点。

而且最成功的电影还都集中在少数几个公司手里。2016年美国电影票房前五名，全是迪斯尼一家的。漫威、皮克斯、卢卡斯影业，这些声名显赫的电影公司，现在其实都属于迪斯尼。

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移动应用优化公司Senor Tower发现，App Store已经被大的应用开发商垄断，想要做一个独立应用开发商越来越难。他们的数据显示：2016年第一季度，App Store总下载量为138亿次，前1％的约62家应用开发商获得了70％的下载量，从营收来看，前1%占到总营收的94％，也就是总营收143亿美元中的134亿美元，余下的少得可怜的0.9亿美元由6200家应用开发商“抢夺”。

Sensor Tower在2017年发布的数据显示，在下载量最高的5个应用中，Facebook拥有3个。在中国的App store排行榜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前10大下载应用中，腾讯占了3个。

从流量去向来看，基本上都高度集中在微信、微博、支付宝、今日头条、抖音以及一些刚需的软件，如美团、滴滴等上，其他App的打开度越来越低，越来越多非金字塔端的App得不到用户。

对于很多中小型App开发者来说，要想生存只有三条路：一是冲App store的排名，不断更新刷存在感；二是做垂直精品用户，专注在某一领域；三是想办法接入BAT生态体系，尤其是在微信端、支付宝端的接入。

以微信来说，小程序的开启其实进一步加速了App们向微信靠近的进程。小程序的投入使用意味着现在很多App的功能，直接可以在微信上完成，相当于把众多的App接入了微信端口。用户不再需要在手机上单独打开App，而是从微信上打开小程序。这就会逐渐形成一个以微信为中心的App生态体系，进一步加强微信的流量中心地位，成为微信的“吸星大法”，吸取用户的同时，也在吸取软件的开发人员。

在流量赢者通吃的情况下，中小互联网企业盈利上涨也就变得极其艰难。相反，腾讯和阿里巴巴这两大巨头，却在2017年股价都上涨了一倍以上。两家巨无霸公司都是4000亿美元左右的市值，营收还在以大约每年60%的速度增长。

麦肯锡（McKinsey）数据显示，美国大型科技集团在其国内市场风险投资总流量中的占比不足5%，而阿里巴巴和腾讯在中国内地风投流量中的占比却达到40%-50%。

赢者通吃的明星企业掌握着国民生活最重要的领域，凭借着早期的技术积累，良好的运营管理，的确给社会创造了巨大的价值。消费者喜欢，银行倾心，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企业横跨的生态领域也越来越多。

与他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小企业的吸引力越来越弱。银行在他们面前高高在上，人才流失严重。稍微做得好点的公司，最佳的归属也是被巨头收购。在国内投资圈有一句戏语：只要到了C轮，就必须接受BAT的投资，否则你就玩不下去。很多互联网公司开始还做得有声有色，但只要到BAT开始做，这些小公司就消失了。

BAT、TMD等几大公司几乎覆盖所有的赛道，创业者很难绕开这些大公司。甚至，很多创业公司一开始朝着投靠这些公司去的。从长远来看，这对创新其实是一种伤害。

这种伤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巨头往往出手阔绰，使得这些被投的公司估值很高，有些当然是物超所值，但是也制造了相当多的泡沫。二是一旦创业公司被巨头所投，它的独立性就基本丧失。而且由于估值做得很高，创业公司就把心思花在如何去继续撑高估值。有些公司为了开拓市场，扩大用户数，不得不玩起了烧钱的游戏。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资本决定不再投入，创业公司就面临崩塌的局面。三是由于巨头的影响力，一些类似于“中间商”类的资本，他们做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包装公司，再卖给巨头。就违背了创业投资做价值发现的初衷，使得这些公司的价值“中空”，金絮其外，败絮其中。

在强者愈强的环境下，投资者在策略上也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当捕捉到头部公司时，很多资本就会不断地加码。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小公司受到的关注会越来越少，生存空间被挤压得非常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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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的“铁饭碗”曾是人人趋之若鹜的香饽饽。但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民企成为最具经济活力的形式，成为很多人的选择。但这几年“国进民退”已是基本事实，甚至有人还喊出了“民营经济要开始退场”的言论。

国企重新成为很多人找工作的首选，一些靠着资源垄断的大型国企售卖除了产品和服务，更提供了体面的社会地位。国企凭借很多资源垄断和政策红利，再次站在了赢者通吃的位置。

根据2016年上市公司的财报，利润最高的20家上市公司中全部为国企，其中金融占到了14家，前10大中金融占到9席。

2017年7月《财富》杂志发布的世界500强排名显示，中国大陆106家公司的总营收达到6.04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39.26万亿（按当时美元兑人民币1：6.5汇率折算），占2016年中国GDP（74.4万亿人民币）的52.7%，占到了中国GDP的一半以上。

2018年上榜《财富》500强公司，111家上榜的中国企业按利润计算，基本上集中到了国有银行企业。他们的平均利润高达179亿美元，远远高于全部入榜中国公司的平均31亿美元的利润水平。其中，10家银行的总利润占了总利润的50.7%。作为对比，美国银行总利润仅占126家美国入榜公司总利润的11.7%。

这是一个极不健康的利润结构比例。如果这种趋势一直发展下去，资源越来越向大国企、金融机构集中，那么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存在严重的结构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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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56789”的说法：民营经济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超过50%；对GDP、固定资产投资、对外直接投资的贡献均超过60%；对企业技术创新和新产品的贡献超过70%；对城镇就业的贡献超过80%；对新增就业的贡献超过90%。

这组数据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民营经济对整个中国社会的贡献。事实上，真正健康的经济结构应该是以民营中小企业为主体。只有让民营经济公平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才会根本上保证整个经济的活力。

但随着国企越来越强，无数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状况越来越艰难。在一定程度上，今天民营经济已经处在走钢丝的境地，稍微一点风吹雨打就有可能跌落下来。

造成如今民营经济困境的，原因有很多。比如，不断增加的税收负担。

根据世界银行前两年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在不含增值税的情况下，中国企业的税费负担（税费额/利润）是67.5%，税费中的社保费占企业利润的49%。对比一下，美国是百分之十几，瑞典是高福利国家，也只有35%。根据中金公司的最新测算，明年社保征收交由税务部门进行后，民企上市公司利润将要下滑约8%，中小公司利润下滑约9%。

原因再如，国企资源垄断带来的成本传导。原材料是制造业的起点，但大部分的资源其实都掌握在国企手里。一些掌握上游资源的国企，这些年的利润增长实际上是靠原材料价格不断上涨带来的。这种源头的成本上升必然一层层会传递给中下游的企业。这种靠着独特的资源红利，吸食下游利润，我想绝非改革的本来方向。

2015年曾是国企的艰难时刻，当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0944亿元，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221.6亿元。但经过2016年开始的供给侧改革后，到2017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16651亿元，私营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3753.1亿元。这一前一后的对比可以发现，国企增长很强劲，民企则在原地踏步。在这场改革中，民企实际上做了很大的牺牲。至于其中原由，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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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来说，赢者通吃是世界性的现象，但在中国还是颇有些不同。

早在1995年，康乃尔大学教授罗伯特·法兰克就曾经和杜克大学教授菲利普·库克合作出版过一本书，叫做《赢者通吃的社会》（ The Winner-Take-All Society）。这本书的核心思想就是技术进步能加速好产品的扩散，导致市场被少数几个大公司垄断，本地的小工厂出局。他们考察了很多领域，从轮胎到演艺明星，都是这个局面。

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应用，赢者通吃的局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因此你会发现，互联网行业成为赢家通吃的主要战场。究其原因，是因为在传统年代，由于社会组织是散落状态的，所以很多小的区域容易形成独立系统。在这个分散的社会系统里，独立的小经济体是有很大生存机会的。

但在“连接”无处不在的时代，整个社会的资源和财富就开始打破空间的阻隔，开始往极少数人手里集中，做“小生意”的机会越来越少。同样由于互联网解决了信息的对称性，以往处在灰色地带的机会也在消失，社会由此失去了众多中等收入的机会，“个体户”被迫走进了“格子间”。

在这种情况下，再加上政府的行政偏向，中小企业的日子必然难过。但是在既有的环境下，中小企业要生存，怨天尤人显然不是出路，还是要尽力想办法去适应，让自己强大起来。

按照熊彼特的观点，商业社会中，企业家是“灵魂”，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企业家和员工最大的不同，就是能够在艰难中发出微光，能够引领团队走向胜利。哪怕面对死亡的时刻，都能够从容引领团队去迎接挑战。

实际上，中国有很多中小企业的企业家、年轻创业团队，他们夜以继日的奋斗，不断的在思考用什么样的变革可以活下去。虽然他们依然会面临困难，但企业精神在，未来定然能找到机会。

在这方面，德国企业的结构或许值得我们学习。虽然他们有影响全球的大企业，更有生命力强大的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的核心发展策略，就是不和大企业争辉。他们通过攻克小众领域的难题，最终形成技术壁垒，成为打不死的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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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有个女网球明星叫做施特菲·格拉芙。她在整个90年代的水平一直稳定在世界顶尖高手的级别，但她的收入真正达到最高是在1993年4月份以后的12个月。水平还是这个水平，收入为什么突然猛增呢？因为当时世界排名第一的莫妮卡·塞莱斯，因为被粉丝刺伤，被迫休假了12个月，整个舞台都让给了格拉芙。

给中国中小企业的机会，难道也只能等待大企业犯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