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烦恼：你好好地看着文章，突然作者给你引用个什么古怪书名里的故事，让你瞬间找不着北，然后还只能懊恼地承认自己没文化？
于我而言，《月亮与六便士》就是这么一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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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无数次被其他文章引用抽打之后，我决定亲自会一会这本书，它到底讲了个什么故事？
其实故事梗概也很简单，译者已经在最后贴心地帮我们整理好了。本着不重复造轮子的原则，我就偷懒一下，直接引用。小说中，主角斯特里克兰的经历主要分三个阶段：
在伦敦：他是一位家庭美满、事业成功的证券经纪人，一夜之间突然抛弃一切，远走他乡，从伦敦去了巴黎，没有给出任何理由，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去那里画画。
在巴黎：他在巴黎穷困潦倒，吃尽苦头，他勾引朋友的妻子，导致她自杀，这些都磨炼了他的意志。他对家人、朋友和一心爱他的情人都非常残忍冷酷，对世俗的一切表现得冷嘲热讽、傲慢不屑，但他对艺术有着一种本能的、无法抗拒的追求。
在塔希提岛（大溪地）：最终，他厌倦了文明世界，来到南太平洋中的一座美丽岛屿，娶妻生子，与世隔绝，终于创作出了改写现代艺术史的不朽之作。但在得了绝症之后，他叮嘱自己的土著妻子一把火烧了他画在房子四壁上的壁画，一件杰作就这样化为乌有……
看到没有，即使你一字一句地读完原文，你还是闹不明白这和“月亮与六便士”有什么关系。好在贴心的译者再次道出了原委：
一九一五年，毛姆（本书作者）的长篇小说《人性的枷锁》发表，八月十二日，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刊发了一篇书评，称这部小说的主人公菲利普·凯里和许多年轻人一样，“为天上的月亮神魂颠倒，对脚下的六便士视而不见”。
毛姆喜欢这个说法，所以才有了一九一九年出版的《月亮与六便士》这一书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艺术与生活的冲突、自然与社会的反差，正是这样的主题，使这部小说一出版就在欧美引起了轰动，成为当时的畅销书。
好了，谜题答案已经揭晓，我以后也可以学着引用这个故事故作高深了，按理这篇文章也该结束了。但看完整个故事，总有一些难以名状的东西在心里徘徊——好的小说总是这样，它不像实用书籍总是给你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酸甜苦辣一股脑倒过来，让你半天咂摸不过味来。
在这千头万绪里，我个人感触最多的就是社会对人的异化，也就是说，各种社会规则不断地在蚕食人的天性，让人们唯唯诺诺，甘于按照社会设定的道路过完这一生。
最明显的就是斯特里克兰，本书的主角（据说创作原型是大画家高更），正如上述故事梗概所说，突然放弃了证券经纪人的工作，抛弃了漂亮的妻子和两个孩子，带着一点点钱只身去了巴黎画画。
把自己看到的东西画出来， 这就是他追寻的“月亮”。为什么要抛妻弃子，边工作边画不可以吗？
答案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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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出走时，他已经四十岁了。年少时，他也曾拿着画笔追梦，但受到的是社会对他的嘲笑。年轻的他可能疑虑、彷徨，随着社会的洪流踏入的职场，娶妻生子，应酬各种无聊的宴请。但很明显地，他始终觉得不自在，好像在一场大型戏剧里进行例行表演——
最后，大家都到齐了，只等宣布晚宴开始，我一边和一位要我“接待”的女人聊天，一边琢磨——文明人践行一种奇怪的才智：他们把短暂的生命，浪费在烦琐的事务上。就说今天这种宴会，真是让人感到诧异，为什么女主人要请这些人来，为什么这些人也不嫌麻烦，接受邀请。来了十个人。他们相见冷淡，分手释然。当然，这纯粹是社交义务。斯特里克兰夫妇“欠下”了许多晚餐，对这些人，他们本来毫无兴趣，但还是不得不回请；这些人就来了。为什么要这样？是为了避免用餐的单调？为了让仆人休息半天？不，因为他们没有理由谢绝，因为他们“欠下”了一顿晚餐。
而我们的主角——斯特里克兰，尽管已经非常努力了，但总觉得格格不入：不仅自己觉着别扭，别人也很费力：
我感觉，宴会接近尾声时，坐在他两边的女客人脸色有些疲倦。她们肯定觉得很难对话。有一两次，斯特里克兰夫人略显焦虑的目光落在了他身上。
很明显，他不会社交，但这也不是人人都该会的；甚至，他没什么怪癖，能让他超凡脱俗；他只不过是一个忠厚老实、枯燥乏味的普通人。一个人，你可以欣赏他的品性，却不必和他在一起。他几乎等于零。他可能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社会成员，一位好丈夫好父亲，一个诚实的经纪人；但是，在他身上，你根本没有必要浪费时间。
你看看，作为一个后来的天才画家，当时在别人眼中只是一个“枯燥乏味的普通人”，尽管他已经非常努力地去适应社会规则了，尽管他或多或少地已经取得了世俗意义的成功。原因是什么呢？社会规则！
有些人看起来虚幻，因为他们是社会有机体中的成员，他们生活在其中，并且依赖它而生活。他们犹如人体的细胞，必不可少，但是，只要他们健康活着，就会被吞噬进一个巨大的整体。斯特里克兰，一个普普通通的中产家庭：一个是善良、殷勤的妻子，有着结交文学圈名人的小嗜好；一个是沉闷、无趣的丈夫，在仁慈上帝安排的生活中恪尽职守；再就是，两个漂亮、健康的孩子。没有比这更平凡的了。我真不知道，有什么能让人眼前一亮。
这就是我们大多数人普通的一生。正如毛姆所说：“一个人往往不是他想成为的那种人，而是他不得不成为的那种人”。
而斯特里克兰突然被他年少时看到的“月亮”惊醒了，不顾一切地去追寻可以将心中所想画出来的方法，其他一切都无所谓。他无所谓居住环境，就住在一个小破旅馆里，没有舒适的椅子，也没有宽敞明亮的画室。他无所谓饥寒，只有有点吃的有睡的地方就行，最重要的就是要画笔和颜料。甚至他无所谓女人，肉欲对他而言只是多余的干扰，对于斯特洛夫夫人献祭的“爱情”他说道：
“我不需要爱情。我没有时间恋爱。这是人性的弱点。我是个男人，有时候我需要女人。当我的欲望满足了，我就会去忙别的事情。真是讨厌，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它囚禁着我的精神；我希望有一天，我可以不受欲望支配，自由自在地去工作。因为女人除了爱情什么也不懂，所以她们把爱情看得非常重要，简直荒谬。她们还想说服我们，让我们相信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实际上，这是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我只知道欲望。这是正常的、健康的。爱情是一种病。女人是我取乐的工具；我没耐心让她们当我的什么助手、搭档、伴侣。”
最终，斯特里克兰来到了太平洋上的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小岛，一个社会规则还没有布下天罗地网的小岛，专心开始了创作。他娶土著为妻，他择良地建房，目的就是让他更加安心地创作，这些都不过是他创作的“工具”，所谓家人也只是他绘画的模特。至于创作出来的作品，于他而言，创作出来就结束了，根本就不在乎有没有人买。所以他说“画完了 ，对我就没有用处了”，然后就把画随便送人。即使临终前最好的作品，也嘱咐他的土著妻子一把火烧掉。
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png
（对应的高更最后名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
回顾斯特里克兰的一生，是埋下画画种子——遵守社会规则——打破社会规则——完成“追月”目标的一生，求仁得仁，得到了自己的解脱和幸福。
那么，社会的异化是不是只在斯特里克兰一个人的身上体现。我认为这种异化是表现在每个人身上的。我们从小说的几个典型人物身上一个一个来看：
斯特洛夫，全书最可怜的可怜人，他是一个画作平庸但不愁销路的画家，他是第一个发现斯特里克兰画作价值的天才伯乐，他是无微不至、全身心帮助斯特里克兰克服病魔的朋友，最终妻子布兰奇爱上了斯特里克兰，即使斯特洛夫选择原谅，但布兰奇宁愿自杀，最终他只得抱着被毁的人生，回到老家。
不得不承认，我们都希望有这样一位朋友，他是那么热情、真诚。我觉得每个人都希望得到这样的欢迎：
我没告诉斯特洛夫，我要来巴黎。当我按响他画室的门铃，开门的正是他，一时居然没认出我来。
随即，他惊喜地大叫起来，连忙拉我进屋。受到这么热情地欢迎，真是让人高兴。
“你还记得吗？”他对她说，“我经常和你谈起他。”接着他又对我说：“干吗不告诉我你来了？你来巴黎多久了？打算待多久？为什么不早来一小时，咱们就可以共进晚餐？”
他劈头盖脸，问了一大堆。让我坐在一把椅子上，不停地拍打我，好像我是靠垫似的。给我拿这拿那，又是抽雪茄，又是吃蛋糕，又是喝红酒，一刻也不消停。家里没有威士忌，他的心都要碎了；要为我煮咖啡，想方设法来招待我，笑得合不拢嘴，每个毛孔都汗涔涔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生存唯唯诺诺，周边人等对他予取予求，说白了就是社会的不认同，让他不计代价地去追求认同，同时非常可怜还对有才华却未受认同的斯特里克兰心有戚戚。
尽管真相残酷，他却依然用幻想的目光凝望着自己的意大利：浪漫的侠盗，美丽的废墟。他画的是他的理想，尽管贫乏、平庸、陈旧，但终究是理想；这就赋予了他一种独特的魅力。
正因如此，德克·斯特洛夫于我，并非像对他人那样，只是一个被嘲弄的对象。他的一些同行，毫不掩饰对他作品的蔑视，但他很会赚钱，他们花起他的钱来，简直毫不犹豫。他出手大方；那些手头紧的，一面嘲笑他天真，那么轻易就相信他们编造的不幸故事，一面又厚颜无耻地伸手向他借钱。
他很重感情，但是，在他容易被打动的感情里面，包含着某种愚蠢，让你接受了他的好意，却没有一丝感激之情。从他那里借钱，就像从小孩子手里抢东西，你看不起他，因为他太好欺负了。
就是这样屈从于社会规则的他，被同样屈从社会规则的妻子所抛弃，最终只能回归荷兰老家，重新建立社会关系。
我们再来看布兰奇，也就是斯特洛夫的夫人。之前与富二代恋爱怀孕被抛弃，为斯特洛夫所救。按照“以身相许”的社会规则嫁给了斯特洛夫。尽管她努力“劝说”自己去欣赏斯特洛夫，但很明显她失败了。她无法认可斯特洛夫的唯唯诺诺、对嘲笑的笑脸相迎，所以一遇到“野性”的、不在乎他人的看法的斯特里克兰，就不由自主地被吸引，被沦陷，酿成最后自杀的悲剧。
还有一个作者穿插进来的人物，和故事主线没有关系的亚伯拉罕医生。他毕业名校，天赋异禀，前程远大，因为一次偶然的旅行，在亚历山大港找到归属，无视社会规则直接将余生交付在那里，找到了自己幸福。
当他前往地中海度假时，他一心想的是回到伦敦，去圣托马斯医院上任。一天早上，当他乘坐的轮船抵达亚历山大港，从甲板上，他看着眼前这座阳光闪耀的城市和码头上来来往往的人群；他看着长袍破旧的当地人，从苏丹来的黑人，吵吵嚷嚷的希腊人、意大利人，戴着塔布什帽神情庄重的土耳其人，还有阳光、蓝天；突然间，他心动了。他说不清楚。就像晴天霹雳，他说，但又感觉不恰当，所以改口说，如同天启。就好像他的心被什么揪住了，突然之间满心欢喜，一种美妙的自由感。他感觉就像回到了家里，一下子打定主意，此生就在亚历山大港生活了。离开轮船没有多大困难，二十四小时以后，他已经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上岸了。
对此作者有一段精彩的评论：
我很怀疑，亚伯拉罕是否真在作践自己。做自己最想做的事，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心平气和，怎么能叫作践自己？做一个有名的外科医生，一年赚一万英镑，娶一位漂亮的妻子，就是成功？我想，这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生活的意义，取决于你对社会应尽什么义务，你对自己有什么要求。
那么，社会规则又是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呢？作者又有一段精辟的表述，让人不得不佩服他手术刀式的观察与表达：
良心，是心灵的守门人，社会要向前发展，就必然要制订一套规矩礼仪。它是我们心中的警察，它就在那儿，监视着我们，不能违反。它是自我中心的间谍。人们想让别人认可自己的欲望如此强烈，害怕别人指责自己的恐惧如此剧烈，结果适得其反，引狼入室；而它就在那里监视，高度警惕，保卫着主人的利益，一旦这个人有了半点儿脱离集体的想法，马上就会受到它的斥责。它逼迫每一个人，把社会利益置于个人之上。它把每个人，牢牢系于整体之上。而人，总会说服自己，相信某种集体利益大于个人，结果沦为这个主子的奴隶。他将自己放在荣誉的宝座上。正如弄臣奉迎皇帝按在他肩头的御杖一样，最后，他也为自己有着敏锐的良心而倍感骄傲。
于是，对那些违背良心的人，他会觉得，可以任由责骂，因为，他已是集体的一员，他很清楚，已经没有什么能反对他了。当我看到，斯特里克兰对良心的谴责无动于衷，我就像碰见了一个可怖的怪物，吓得毛骨悚然，只能仓皇退缩。
正是这样的规则，让我们压制自己内心，在安全的大旗下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但这也不代表我们都要不顾一切地去追寻自己的“月亮”，可以要在瞄准“月亮”的时候，和“六便士”和谐相处。
这就有点像冥想——你在各种私心杂念中坐稳一个观察者的位置，不断引导意念跟随真正的自己。如果说本书有一个将这个关系处理得比较好任务，那就是本书的叙述者——“我”。
“我”是一个作家，是一个20出头的青年才俊。“我”知悉社会规则，按照社会规则参加各种聚会，结识各色人等。同时，“我”又特立独行，对斯特里克兰的叛逆进行了社会规则要求的指责后，又充分地给予了理解和同情。“我”请饥饿的斯特里克兰吃饭，“我”和斯特洛夫一起帮助生病的斯特里克兰，“我”拒绝了斯特里克兰借钱的无理要求，“我”真正理解了斯特里克兰的人生，塑造了一个伟大的理想主义者。总之，“我”充分理解社会规则，与社会规则相处，但又超脱于社会规则，保存自己的独立意识，在社会规则下追寻自己作为作家的“月亮”，而且很明显，从这本书的流行来看，“我”取得了成功。
总结一下，“月亮”和“六便士”绝不是一对非此即彼的矛盾，它取决于你如何在社会规则下协调权衡，而不是一味让步压制，或者不管不顾地反抗爆发。我们生活中绝大多数还是在社会规则下生存，所以还是提醒自己多注重前者吧。
最后用两段“我”与斯特里克兰的对话来结束本篇文章吧。
但是，这里真有一个不在乎别人看法的人，传统对他无可奈何。他就像是一个身上抹油的摔跤手，你根本抓不住他；这就给了他自由，让你火冒三丈。
我还记得，我对他说：“你看，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样，地球就不转了。”
“真是蠢话。不是每个人都会像我这样。大多数人，平平淡淡，知足常乐。”
“有一句格言，你肯定不相信：凡人一举一动，必是社会准则。”
“没听过，纯粹瞎扯。”
“嗯，这是康德说的。”
“随你，反正是瞎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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