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官员海外学习的历史意义重大，可惜知道的人不多，大家知道的更多的是去美国学习的幼童，批评大清封关锁国，却鲜少有提及在19世纪初清政府积极推进海外游学，这才有了后来宋氏姊妹等等的一大批去国外留学的人推动了国家向前迈进的脚步。
海外学习促使赴外官员思想发生变化。如胡玉缙曾引薛福成的话说：“昔郭筠仙侍郎每叹羡西洋国政民风之美，至为清议之士所触排。余亦稍讶其言之过当。尝询之陈荔秋、黎莼斋，皆谓其说不诬。此次来游欧洲，由巴黎至伦敦，始信侍郎之说。当于议院学堂监狱医院街道徵之。”并加评论道“然则叔耘苟非出洋，亦必终疑郭说”。意即当郭嵩焘赞美西方政治美善之时，薛福成与其他官员一样对其说法不能认可，即使问过陈兰彬、黎庶昌之后仍将信将疑，直到其亲抵欧洲游历一番，方知郭说不谬。另外，五大臣出洋后的震撼、归国后对立宪的竭力鼓吹亦可证明海外学习对官员思想改变所产生的重大作用。
海外学习的官员留下了一大批海外见闻笔录，极大影响了社会各界对于西方的观感。游历官员留下了一批游览记录，其内容在当时以至今天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早期，志刚《出使泰西记》、王韬《漫游随录》等书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清末，直隶晋州知州赴日考察军务后就军事改革发表过较有见地的建议。1906年初，候补员外郎欧阳颖留日归国后，向法部堂官上书就设立司法学堂提出了具体建议，得到首肯。这些记录在一定程度上推动清末新政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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