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父

在某些亲戚的称呼上，我曾有些纳闷：为啥血缘关系完全一样，将姑姑的丈夫叫姑父，却将姨姨的丈夫叫姨夫？这样的称呼似忽对姨夫欠公平。后来查找资料、咨询长辈得知：在中国古代，男尊女卑是主流思想，讲究“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一个家庭中，孩子以父亲为重，跟着父亲姓，那父亲这边的亲戚相对比母亲的亲戚要亲近一些，所以姑父的地位也会比姨夫的地位要高，在称呼上有所不同，一个用父，一个用夫。

我的姑父与我同在一个村庄，早些年在一个令人羡慕的单位工作。他为人和善，业务精湛，乐于助人，乡亲口碑好。姑父对我家的帮衬和我个人的成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尽到了几乎与父亲同等重要的责任和义务。

在我尚小的时侯，记得每逢腊月廿三过后，大队要组织杀几头猪，供社员过年购买，凭着当时农村家户的家境，只有在外“干公”的人家才能买得起肉，而相当一些家户只能望肉兴叹，过个“眼瘾”。每当这时，我都会跟在父亲屁股后面，期盼他能买点肉，但父亲只在肉架子周围转来转去，然后低着头空手回家，这令我很失望，一脸的不高兴。但让我报有希望的是，姑父总会在腊月三十下午提着“一吊子”肉、胳肘窝夹着一幅年画到家里来，年年如此，从未间断。有一年，到除夕夜十点多了，老天迎合着老百姓“瑞雪兆丰年”的心愿，下起了大雪。一家人在浑暗的煤油灯下包完饺子，母亲轻声对我说：“钢蛋子，睡觉吧！今年过年吃不上肉了！”我感到很委屈，嘴里嘟囔着：“过年连肉都吃不上！”一家人刚睡下，忽然听到敲门声，姑父在门外叫喊：“哥，嫂子，快开门呀，我给娃娃送肉来了！”打开大门，看到已是“雪人”的姑父，父母亲一个劲用衣袖擦拭着泪水。

七十年代末，我已年满十八岁。儿子长大成人，是跟着自己“打牛后半截”，还是托人给娃寻找个营生、学门手艺，将来也能养家糊口。父亲思来想去，愁眉苦脸，不得要领。有一天掌灯时辰，姑父到家里来了：“哥，嫂子，我晓得你俩有啥心事，我想叫侄娃当兵去，这是农民后代唯一的出路，到队伍上接受锻炼，也许以后能有出息。”父亲听后脸上立马由“阴”转“晴”，高兴地说：“能成！能成！”姑父到处托人求情，我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军装。

男大当婚。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父母亲张罗着为儿子筹办婚事，择了吉日，但却为钱的事发愁。当时，在农村要办妥一桩婚事，至少也得千吧块钱，这对一个靠土里刨食的庄稼汉来说，就是一笔“巨款”。婚期临近，一时凑不齐钱，父母亲急得团团转。姑父在关键时刻来了：“哥，是为钱的事发愁吧？”他边说边从衣兜里掏出用旧报纸裹着的一沓钱，递到父亲手中：“这是六百块钱，先能应急，不够了我再想办法。”

农村实行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我家分了十亩地。但每到春播、夏种时节，家里苦于没有牲口，地里无法及时犁、耩、耙、耱，往往误了墒情。姑父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不声不吭，托熟人申请了无息贷款，花了九百多块钱，在路井牲口交易市场买了一头“秦川”牛，从镇上牵回来拴在我家门前的石桩上。父亲用他那双粗糙并布满老茧的手反复抚摸着这头憨厚壮实、粗蹄笨腿、枣红毛色的宝贝“乳牛”，心里乐开了花。从此庄稼务弄得有板有眼、有条不紊，地里收成见好，家里从此告别了“粮荒”，粮仓丰盈，父亲将富裕的粮食粜出一些，来补贴家用或买些农用物资，家庭状况渐渐有了起色。

我在部队上每月能按时领取十几块钱的津贴，吃喝不愁，花钱有时“大手大脚”。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刚下汽车，先在镇上的百货商店花十块钱买了一台收音机，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想让父母亲空闲时间解个闷收听秦腔，让妹妹收听王刚的评书《夜幕下的哈尔滨》。当我兴冲冲去姑父单位炫耀时，却受到他善意的“批评”：“你大整天将日头从东山背到西山，晒黑了脊背累弯了腰，一个‘钢蹦’当两个花，你花大价钱买了个‘洋戏匣子’能顶吃喝？以后再别乱花钱了！”尽管受到姑父的“训诉”，但这却是我家第一台“电器”，是当时家里唯一的娱乐工具。

我被组织安排到政府部门工作，工作头绪多，社会交往多，应酬也较多。姑父生怕我在新的环境下头脑“发热”，做出“傻”事来，他每遇到我总少不了“敲打”几句：“永远记住你是农民的儿子，秉承高调做事，低调做人，消除私心杂念，一门心思把公家的事干好，你的言行举动，所做所为，别让父老乡亲失望。”

姑父当下身体硬朗，思路清淅，整天乐呵呵，即将步入耄耋之年，他既是我的长辈，更是我的恩人，他对我的关爱枚不胜举，他的教诲我铭记在心。祝愿姑父颐养天年，幸福安康！

作者简介：白高奇，男，1960年5月出生，合阳县安家堡村人，军转干部，大学本科，渭南市作家协会会员，业余爱好阅读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