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三九：碎掉的心后来怎样了

《传习录》三九：碎掉的心后来怎样了

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

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此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传习录》最大的贡献在于通过言行语录，再现、还原了王阳明及其弟子自“文义”穿求学问中挣扎摆脱，最终步入“心即理”——以心学落实“学为圣贤”的学问之道。

陆澄问得好，每问必有出处，每问必为学者困顿处，对后来学者有很好的帮助。

“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这个问题有两个出处，一是《孟子·公孙丑上》的“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仁、义、礼、智这些重要的人性考量维度，无不发端于人不学而能、不虑而得的本心，是人性使然。二是《中庸》讲的“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陆澄向老师王阳明求证的是仁、义、礼、智是不是“皆中节”之发？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是否都是人“性”合理发挥的表现。

子贡曾经说，老师孔子的文章可以目睹耳闻，有所领悟，但老师在关于“性与天道”方面，却是很少提及的。换言之，孔子不但不语“怪力乱神”，而且也鲜有提及“性与天道”的时候。

孟子作为孔子的衣钵传承人，却在这个话题上毫不避讳——他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二，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一口气将心、性、天、命四个孔子鲜有提及的敏感话题贯通起来“一网打尽了”。

此后，《中庸》开篇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算是在孟子相关思想的基础上，正面回应了“性与天道”的问题。

如此，才有了王阳明讲的“性一”——“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予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把天、帝、命、性、心进一步贯通起来，把“性”作为人之所以立的根本，把心作为万物所以发的源头，推导出“‘性’字分明，万理灿然”的结论来。换言之，世间一切问题的解决，无须他求，只在明心见性上下功夫即可，“学为圣贤”的学问之道，不过“存天理，去人欲”而已。

当某人因为某件事的不如意，夸张地讲“我的心都碎了”时，只不过是他原本该“发而皆中节”的“喜怒哀乐”，未能“中节”而已。

时间是最好的治愈药，一段时间过后，那颗“碎掉的心”因为各方面都转回正常轨道，也就自然而然地疗愈了。真正“碎掉”过几次心的人，慢慢就变得不怎么容易动心了。对于这一类人而言，“天理”不知道存不存得满，“人欲”一定是去了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