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时期，中国参加世博会事宜是由海关总税务司负责的，海关总税司赫德赫德成为那时中国参加世博会的操办人。从1867年到1905年，在赫德的组织策划下，中国先后参加了29届各类博览会。他曾这样写道：博览会一个接着一个，“引起了中国对其他国家现状的好奇。由于中国赴会展品很受青睐，中国人不愿参加世博会的观念逐渐改变了。”到了1905年比利时黎业斯博览会，清政府决定改由商部操办。在这次博览会上，清政府建造了一座典型的中式风格的中国馆，共有18个省的30余个城市组织展品参赛。
不过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对于这一次比利时黎业斯博览会，大概只保存了这样一个印象：在这次博览会上，中国的展品中竟然有刑具、鸦片、缠足鞋等物，由于留学生们奋起抗议，这些不雅的展品才被撤下。直至今日，谈到晚清时期的世博会，人们第一反应依然还是“中国展出了那些文化的糟粕”，至于那30多个城市展出的产品，又有几人能够了解？加上先后七次踏进世博会大门的张元济回忆，大清国在世博会的亮相，展览场地总是很偏僻，场馆又很狭小，就连“世界至小之摩洛哥”都远远不如；展品数来数去，总是瓷器、绸缎、刺绣、漆器等传统的老物件，而且摆放的零乱琐杂，甚至不如苏杭的一些杂货店种类繁多。冷冷清清的中国场馆，西方人很少光顾驻足，即便偶尔经过，也是“指指点点，摇头蹙额，不屑一顾，旋即转身离去。”
在积贫积弱、江河日下的大清朝当一个弱国子民，哀其不幸恨其不争的心态是相当容易理解的。但在国力渐盛、地位日升的时代，对展现国家形象的国际会议诸多批评与指责，则不能不令人质疑是否别有用心。最近两天在网上看到一篇《纯技术分析和科普：如何评价本次G20峰会的水上芭蕾“天鹅湖”》，作者以芭蕾专业人士的角度，批评这个节目让舞者在水中立足非常危险、对足尖鞋和舞者的脚都很糟蹋、水花飞溅的艺术效果太丑、水上芭蕾不算创意、整场演出不尊重舞者等等。整篇文章开头虽说“不谈政治，只谈技术”，但通篇读下来，却明显感觉作者文外之义，相当浓重。
我并非专业人士，无法判断水上芭蕾对演员的所谓“伤害”，而文章中提到的著名舞蹈家刘岩在08年奥运会彩排时的意外，从已经披露的资料来看，是来自于当时的道具车速度控制不当，与舞台本身的质量（光滑程度）没有太大关系，而作者的说法却是有误导读者的嫌疑（“不给舞者提供哪怕是最低标准的场地……严重的话，就是张大师08年奥运彩排造成舞蹈家刘岩终身残疾高位截瘫的后果。”）这种偷换概念的写法，说只是讨论技术，恐怕也勉强了些。其实，对于舞台的问题，恐怕只有亲身参与的演员是最有说服力的，可惜的是，在文章里并没有相关的资料能令人信服。
该文作者的文字很是矛盾，一方面说“水花飞溅的艺术效果太丑”，可另一方面却又说“在这么坑爹的情况下，仍然在微博上看到大片观众表示很美，演员们也是很不容易了。”恕我愚昧，那到底是好看还是不好看呢？所谓专业人士的视角，恐怕太阳春白雪，我等下里巴人实在难以企及。
令我感兴趣的，是这种类似于1905年在世博会看到中国的刑具鸦片缠足鞋的心态。尽管100多年过去了，但似乎某些国人的思维里依然是一种难以割舍的自卑心理，一定要在某些象征性的事物中看出那么些他们认为的自大、丑陋、好大喜功，大概戴着有色眼镜的人，无论如何都很难看到本色的存在。当然，如果打着“专业人士”的旗号，挂着“勿谈国事”的牌子，就以为可以躲在暗处放冷枪，那恐怕也难称正义之举。
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不能缺乏批评的声音，但一种成熟的批评机制，绝非仅仅用预存的道德前提去指责一切自己看不惯的事物与行为。批评是因为不合理而起，但却不能因为表面的不合理而放弃了思索其内在的前因后果，更不能以自身先入为主的个人判断去代替理性的辩证分析。以个人意气而发的社会批评，造成的伤害也许比批评的事物本身更甚。理性的养成需要自我约束的勇气，而放肆的批评却往往是公共意识崩溃的开始。
在一个文字泛滥的时代，负责任的知识分子更应该以谨慎的书写，引导民众的合理思考，而不是借助自身的专业地位和资源优势，以一叶障目的习惯性思维横挑鼻子竖挑眼。若不能放下那种在珠宝店里挑垃圾的心态，无论是多出色的表演，也只能依旧看到刑具、鸦片和缠足鞋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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