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

上上周的读书推荐了《两京十五日》，上周是《长安十二时辰》。我觉得自己已经掌握了作者的某种写作手法。首先是环境定位于一个历史时期，其次是用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为主线，还有用小人物做英雄，组团完成任务。他采取了充满紧张感的写法，要么命悬一线，要么危在旦夕，要么山重水复，要么雪上加霜，总之在完成任务之前要经历重重困难，在不可能中找到可能，在困境中破局。

我甚至觉得作者比较鸡贼，他好像就是冲着被改编成影视剧写的，人物物质鲜明，场景充满张力，真假扑朔迷离，大故事里镶嵌小故事，时刻牵人心肠，连分集的地方都设置好了。我找到了一丝丝熟悉的感觉，有点像金庸武侠小说的感觉，不过因为主题和人物都要少很多，显得节奏要快得多。

另外一个特点是作品除了在故事上设计上不少起伏外，在环境的描写上也颇费功夫， 以故事发展为线，对当时当地的地形地势，城市建设，空间布局，交通路线，风俗习惯，节日庆典等等一一融入，如清明上河图一样有画面感。

当我认为对作者的风格有所掌握后，我又看了他的这本《显微镜下的大明》，这是一个短篇的合辑，六个小故事组成了这本书。书名就很有冲突感，用显微镜看一个时代，以极小对极大会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模样？这足够引发人的好奇心。

不得不说，这是一本颠覆我对作者认知的书，如果说《两京十五日》和《长安十二时辰》是他在历史的只言片语中展开的一场浩大想像，那么这本《显微镜下的大明》是他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记录里的还原一场场博弈。六个小故事分明是一县和六县关于一笔税收是否合理的斗争、一个大户人家和一个寺庙关于土地权属和界线的争议、一个地方的禁止烧石灰的政策如何产生和落实、一个时代的档案是如何从设计到发挥作用到全面衰落、一个普通的基层案件中胥吏之害、之贪、一起朝廷争斗引发的四个平民的死亡。

以小写大是很不容易的，以一个小小的切口进入，但是很难反应出一个大的全貌。作者在这本书里展现了他的挑选能力，用小人物的经历串连出朝廷、官员、百姓、政治、经济、文化、民俗，这仍是他一以贯之的写法。但是在这本书里，没有想像，全部是史实。

简单的想像一个他的工作量，我以一个两个村民简单的信访案件来类比。如果两个人产生了纠纷又还没有要引起司法处理的程度，会以文字的材料反应到当地的行政部门，他们首先是要去村委会申请调解。如果是负责的村委会相关工作人员，会认真听取两人的诉求，到实地去调查，找知情人了解情况，然后给予书面的回复，提出调解方案。

如果一方不服的话，可以申请向乡镇一级的相关部门进行调解。受理后在一定的时期内同样走调查取证、回复的程序。如果仍不能达到双方接受的程度，还可能会一直向上反应，而这个案件的材料就会包括：申请、各级的调查材料、各级的情况说明、各级的调解方案。而随着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可能又会走向司法程序，又增加更多的文字材料，以呈现出整个过程。

在书中的第二个故事（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案，通过参与诉讼的平民视角，见证了明代司法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为例来猜测一下作者可能要面对的资料。这是这一件前后持续八年、兴讼七次的案子，其中的上诉内容、接受部门，给出的结论等等都是信息量大、材料繁杂的。

不过好在，作者在后记里说到：它基于周绍泉、阿风两位老师点校注释的《杨干院归结始末》，以及参考了阿风老师的《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与宗教之关系——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明代府的司法地位初探——以徽州诉讼文书为中心》等一系列论文。与其说是写作，其实更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作者也是站在前人研究的背上，才有了这样的呈现。作者的价值在于把一个文化上的研究转化成一个通俗易懂，读起来令人饶有兴趣的故事，事是现成的事，有密密麻麻地文书可以证明，只是那种公文的枯燥表达，还有无数无用的套话，还有文言文和现代文之间的差异性，要在这种种的信息差之间，把一个故事提炼出来，生动地再现出来。这几乎是翻译加再创作。

我们每个人都面对着信息最大化的一个时代，这在以前不敢想像，但是我们面对信息海洋的时候，能不能像作者一样采撷出几朵漂亮的浪花来，按捺在笔下，在书中定格那年那地那情那景？敢不敢用显微镜来看一个时代，替那些生于尘埃、死于无闻的蝼蚁之辈作传，转述他们湮没于宏达历史中的声音。

想要读懂大明，想要读懂中国古代政治，不可只注目于朝堂，亦要听到最底层的呐喊。在一个个普通人的遭遇中，才蕴藏着最真实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