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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举行公祭仪式，是要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们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而不是要延续仇恨。 中日两国人民应该世代友好下去，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
——习近平
1937年的12月13日，侵华日军侵入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实施长达40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万生灵惨遭杀戮，人类文明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页。从1994年开始，江苏和南京都会在每年的12月13号举行哀悼仪式，包括撞和平钟、敬献花圈等等。
2014年2月27日，中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将每年的12月13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国家公祭日的设立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
今年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80周年，第四次国家公祭将于12月13日在南京举行。CCTV 4《国家记忆》栏目推出五集文献纪录片《揭秘日军“慰安妇”制度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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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许多从广东来上海谋生的人聚居在虹口，虹口区东宝兴路125弄1号这栋房子，是当时一位广东商人的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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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初期，这栋房子的照片，出现在一本日本人出版的《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中，还被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大一沙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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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8月，在日本陆地测量部为日军上海派遣军印制的这张上海地图上，这栋房子的位置又被清楚地标注出来，被注明为“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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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28日午夜，日本海军陆战队突袭上海闸北，中国军队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东宝兴路125弄1号的主人躲避战乱，逃离了。
广东商人离开后不久，一对日本夫妇搬进了这栋房子，跟着他们一起住进来的，还有一些日本女人。经常在这里进进出出的，都是日本海军官兵。这时，这栋房子被称为“大一沙龙”，成了专门为日本海军人员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
“大一沙龙”是日本海军在上海开办的第一家慰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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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见义明（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
通过资料可知，日本军最初建立慰安所是在1932年春天，从上海开始。之后直到1945年，一直持续不断地建。是用人口买卖、诱拐和掳掠这三种方式任意之一，迫使妇女加入。不能说她们是自愿加入慰安所的。
”
◆ 李玉善（90岁 韩国“慰安妇”幸存者）：
“
慰安所不是好的地方，流血、被拘禁在那里。要不然，像我们这样年龄小的女孩们怎么会想到自杀呢。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被折磨得非常悲惨。爬上高山，从山上跳下来自杀、上吊自杀、跳水而死，就这样都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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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日军兵分数路向南京进击。一路上，他们对沿途所经过地方的妇女大肆奸淫。这时，日军华中方面军下达了关于慰安设施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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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占了南京，在此后的6个星期里，日军实施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被害者总数达30万人以上。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在日军占领后的6个星期中，日军在南京市内发生了两万起左右强奸事件。据主持难民区国际人士粗略统计，当时南京市遭受强奸凌辱的妇女不下8万人之多。许多妇女被日军抓去充当“慰安妇”。
日军残暴的兽行遭到国际社会强烈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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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9日，为在南京设立军队慰安所，驻防南京的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少将派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长勇中佐前往上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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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25日，饭沼守在日记中写道：
“长中佐从上海返回……关于女郎的事也要事先做好准备，日本国内的和支那的都要，计划年底开业。”
1937年底，接到军部命令的日军，立即在南京城内城外设立了许多临时慰安所，而所谓的“慰安妇”，都是日军用暴力手段抢掠来的中国妇女。
这样，日本军队开始建立一种侵犯女性人权、甚至剥夺女性生命的“慰安妇”制度，也就是性奴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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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成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
“
设立“慰安妇”制度以后，在对中国的侵略的过程当中，被日本各个部队广泛地使用了、执行了这样一个制度，是一个制度性的安排。所以我们称它是一个国家的犯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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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张照片是日本历史学家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厅图书馆查到的军慰安所从业妇等募集文件，由日本陆军省兵务局兵务课于1938年3月4日起草，向日军北支方面军和中支派遣军参谋长发送。编号为“陆支密第七四五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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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要求募集“慰安妇”时，“务必保证在（日军）派遣军的统制下进行，注意做到人员选择周到恰当。在实施期间，还要保证与周边地方的宪兵和警察当局的紧密联系，以此来确保军队威信和防止社会问题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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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上盖有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以及兵务局长今村均的批准印章。可以看出，日本政府的陆军省、内务省警察部门，以及日本军方都直接参与了“慰安妇”制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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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见义明（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
政府也参与了，是很明显的。加入的女性，是被贩卖、被诱拐或被掳掠去的，其中任何一种都是犯罪。建立在这些犯罪行为之上的系统，是由国家维系支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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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拍摄日期是1944年9月3日。她叫朴永心（朝鲜“慰安妇”幸存者）。
1944年，日军将朴永心和一些朝鲜“慰安妇”送到中国松山阵地上。那时，朴永心已经怀有身孕。当日军陷入绝境时，他们开始命令重伤员和“慰安妇”服毒自杀。朴永心和其他几个朝鲜妇女拼死逃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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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南京日军给“慰安妇”用的高锰酸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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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慰安妇”受害者雷桂英老人逃跑后保存下来的，它也成为了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铁证之一。
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持续、扩大，千千万万中国女性、东南亚国家的女性和欧美国家的女性也被日本军队强征为“慰安妇”，当作战略物资。她们没有人身自由，被迫跟随日军部队四处转移；她们被强暴，甚至在战场上被毁灭。她们，是日军的性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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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案例与众不同的特征，在于它是一个军方的性奴隶制度，军方不仅仅是组织者，同时还剥夺了女性选择离开的权力。她们不被允许离开她们生活的慰安所，她们不能拒绝军方安排的在慰安所的外面排长队的士兵。”
——美国康奈尔大学东亚项目高级研究院
马克·薛尔顿
上 海
侵华战争中，上海是日军最早建立慰安所的中国城市之一。上海是日军的一个重要基地，很多部队在这里登陆、休整，转战其他地方。所以，日军的慰安所也特别多，我们到目前能确认的是有170个慰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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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
1937年秋，日军攻入山西。
山西是八路军游击队蓬勃发展的地方。为了对付八路军的游击战，日军在山西各处构筑众多炮楼、据点。日军命令各县伪政府进贡“花姑娘”，各村各户要么献出姑娘，要么交上大洋。
山西省武乡县故城镇信义村的任兰娥，她哥哥当年参加了八路军。
“日本人从南沟（据点）来一回要一回，向家里要人，我父亲说：不知道他在哪里。日本人就打我父亲，我要护着父亲，日本人踢了我，我就被一脚一脚地踢到了南沟（据点），关在一个屋里。突然进来一个人，我就把头低下，闭上眼睛不敢看，日本兵就把我强奸后走了，我只看到背影。”
中国抗日部队女战士被俘虏以后，日军很少建立俘虏营，直接把这些女兵送到炮楼里面，成了这个炮楼日本军队的性奴隶。甚至在最后时刻，这个女性的身体已经崩溃了，她还有一个用处，绑在操场上让新兵练刺杀，来增强他的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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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在华北，日军至少建了1万个据点。所以光在这里面受害的人，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日本老兵说，仅仅在华北据点里面被蹂躏至死的，恐怕不下10万人。”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
苏智良主任
云南
1942年5月3日，日军攻入云南西部，5月中旬开始迫不及待地建慰安所。日军除了带来充当性奴隶的朝鲜妇女，还在当地抓了数百名中国妇女做“慰安妇”。
到战争后期，“慰安妇”也被日军拖入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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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一方面要在战壕里面继续充当性奴隶，一方面还要给他们做饭，送饭团，送弹药。日军对这些“慰安妇”是竭尽所能进行残害，在战争的最后时期，有14个“慰安妇”被喝令自杀，或者是被枪杀了。”
——云南省保山市史志学会常务理事
陈祖樑
海南
1941年，日军在海南岛上星罗棋布地设立据点360多个，处处配有“慰安妇”。
当年，陈亚扁和被抓的姑娘们关在日本军营的木屋里，白天做饭、洗衣服，夜晚遭日本兵轮番强暴。陈亚扁苦熬3年，1945年日军末日来临，才得以逃脱。
做过日军“慰安妇”让陈亚扁抬不起头，30岁才结婚。由于日本兵的强暴对她的身体造成严重伤害，使她婚后9次怀孕，8次流产。
“怀的小孩都死在肚子里，我一共怀了9个小孩。没有医生保护，我都难生这个女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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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伪满洲中央银行资金部外资课的电话记录，写明从1944年11月到1945年3月，有一个定期户头经伪满洲中央银行鞍山支店转账，4次用于“慰安妇”的资金为53.2万日元，这是持有日军关东军第四课证明办理的。它说明日军可以使用军费建立慰安所，强征“慰安妇”。
这些罪证材料再次表明，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完全是日本政府所为！
根据中国学者调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20万以上的中国妇女被迫成为日军的性奴隶。丑恶的“慰安妇”制度将日本兵变成鬼，而日军慰安所成了受害妇女的人间地狱。
有些痛苦
希望他们遗忘
但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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