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山东人在深圳漂了十来年，目之所见，确实广东人对祭祀一事格外热衷，逢年过节就不说了，公司摆着的财神，每月初一十五，老板一家都要来上香。如果说山东人在祭拜神灵这件事上较广东略显淡漠，那在宗族的祭祀上就更稀疏了，在南方许多地方，基本上大小家族都还保留着祠堂，这是行走南方旅行过程中一个极具特色的文化景象，而在北方，祠堂很少见到，要说历史传承，在久远的古代是什么样，我不清楚也没去了解过，但近百年的变化还是有迹可循。
当下山东在宗祠祭祀上的疏远应该是多方面原因导致的，既然是宗族文化的延续，要家族宗祭，自然需要有家族血脉的开枝散叶，一家一户称不上族，而对近代山东的情况稍稍了解就知道，齐鲁大地上经历了多次十分庞大的人口迁移，自清初到建国的三百年间，山东人口持续向东北迁移，1912—1949的民国时期就有将近两千万人口迁入东北，而在1936年民国政府统计的数字中，1935年末的山东省人口约为3836.5万。
抗日战争爆发后，侵略者在山东实行了彻底的三光政策，留存在本土的山东人死伤惨重，鲁西细菌战直接导致二十万人死亡，鲁中、鲁南大饥荒又是几十万，天灾人祸全都在这片土地上肆虐，据山东省政府2015年公布的抗战损失报告：抗战时期全省伤亡人口总计约600万（含死、伤、失踪），其中死亡占比约1/3。
这就导致今天幸存的很多山东人后代不知祖上根脉，拿我自己来说，我外公外婆家就是外地逃难而来，自我外公往上的信息一无所知，既无祖辈传承宗脉，又说什么宗祠祭祀呢？
而对于宗祠祭祀这项传统本身，山东人看来就更为复杂，今天说山东是礼仪之乡多半是看着孔孟夫子的面子，而孔孟之道代表的儒家思想里，祭祀是一项政治活动，孔子本身就是不信神的，“子不语怪力乱神”，他只所以主张祭祀仪式，源于“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所以孔孟延续的祭祀更多注重这种仪式感，视其为政治服务的工具，相应的血脉亲情反而不那么重要。
儒家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教人忠君爱国，上面叫干啥就干啥，所以文革时期破四旧打砸一空，我们山东人是执行力最高的，南北对比之下，距离政治中心越近，政策执行力度越强，比如八零后一代的计划生育，南方许多家庭三四胎都很寻常，而当年在山东被强行打胎的产妇无计其数，官僚文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驭下，在折腾老百姓这方面，山东的官独占一座江湖，今天在南方所能看到的那些精美宗祠建筑，放在当时的北方，必须砸得一块整砖都不剩。
在儒家文化的解析里还会经常听到一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看，君臣总在在父子之前，说明人伦私情在君臣纲常面前也要让步，南方宗祠就是在私的人伦体现，而在山东，做孝子远没有做忠臣显得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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