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起源于英国（或者说苏格兰），兴盛于法国，结尾于德国。启蒙运动是继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大事件，直接开启了现代西方（或者说现代世界）的大门。启蒙运动塑造了经典现代性的基本标准、基本格式和基本信条，第一，理性主义；第二，进步主义；第三，自由民主。

启蒙运动的光辉

  启蒙运动应该算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大事件，但是往往把启蒙运动这笔账记在法国人头上。因为启蒙运动为人熟知的大师都是法国人——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大师当然还有英国人霍布斯、洛克，德国人康德）；另外，启蒙运动还在法国产生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后果——法国大革命。
  通过理性、进步、自由民主等启蒙思想的洗礼，启蒙运动把西方塑造成了一个世俗化的世界，也就是人站在世界的中心。世俗化就是用日常、俗常的视角来看世界，和它相对的，是用神的、宗教的视角来看世界。理性是赶走神秘，用韦伯的话说叫“祛魅”。结果，这个世界不再是神秘的，从前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崇高和伟大都被赶走了，包括“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崇高和伟大，现在的崇高和伟大，必须说得有条有理，必须通过科学的证明，否则就是蒙昧，就是欺骗，就是蛊惑人心。于是，君权神授的戏码就被启蒙运动打破了，路易十四的光辉形象一路贬值：孟德斯鸠已经开始思考君主制和专制是不是一回事；伏尔泰虽然赞美了“路易十四时代”，但他对路易十四已经冷嘲热讽、暗地批评；狄德罗通过编纂《百科全书》，想让人民知道所有的科学道理，而且对宗教和君权神授非常不客气；卢梭已经完全没有了对路易十四的好感。法国人对太阳王的态度，大致和这四位思想家立场的变化基本一致。一旦人觉得理性能够为自己带来自信和独立，君主的光辉形象随即破产。

启蒙与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是启蒙运动的结果，但是人们也往往震惊于启蒙运动中的血腥和残暴。革命的理想和革命的手段形成了强烈对比，理想很美好，手段很卑劣。
  因此，有人把这些责任归咎于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过于偏激。法国学者丹纳（《艺术哲学》作者）在《现代法国的起源》第一卷里，严厉地批评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制造”出来的政治思想。在我们印象里，启蒙思想家应该是正襟危坐埋头写作的学究。其实，你错了，他们当初都是上流社会沙龙中的宠儿，是贵妇人沙龙中长袖善舞的座上客。法国精英阶层在沙龙中养成了脱离现实的思维和文化。丹纳指出，这种脱离现实的思维和文化又跟对理性的盲目崇拜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恶劣的后果，这就是抽象的、偏激的启蒙思想大行其道。要知道，十八世纪的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突破，人们被科学的力量震慑得目眩神迷。精英阶层相信，从前的人类处于孩童期，如今人类开始成年了。那么既然科学家可以通过理性在自然界发现确凿无疑的定律，为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发现人类世界的定律呢？所有现存事物难道不应该一刀切地遵守理性的规定吗？就这样，在法国形成了一种“理性的宗教”。文人们在沙龙中谈笑风生，炮制出许多新理论，向旧制度发起了全面进攻。我们熟悉的伏尔泰、狄德罗、卢梭等人，就是他们的代表。
  丹纳批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过于理想化（其实也就是沙龙化，不接地气），适合谈论不适合践行。在英国保守主义学者伯克看来，法国革命不过是用一种专制主义暴推翻另外一种专制主义。英国的革命是对自然的调整，并没有背离自然秩序。革命不但没有破坏自由，反而更好地维护了自由。而法国革命是非自然的，是对自然秩序的破坏。
  当然，这个锅也不能完全由其能由启蒙运动和启蒙运动的顶尖精英来背。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在大革命之后也逐渐展开：人是完全理性的吗？理性是万能的吗？科学能够解释和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世界和人生都会越来越好，而且永无止境吗？一定要自己当家作主吗，每个人都愿意当吗，有能力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