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两部电影，一部是法国片《强我》（Baise-moi，2000），一部是美国片《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 ，1991)）。这两部彰显女权的电影，它们似乎提供了一种女性因遭遇强暴而进行抗争的道德逻辑：在法律失效、道德错乱的失序世界，面对强暴，勇于用极端方式抗争、报复对女性来说是具有道德上的优势的——她们以通过抗争业已堕落的道德站上道德的制高点。而台湾作家林奕含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里塑造的房思琪，似乎有悖于这两部电影折射的道德逻辑。
强我 Baise-moi (2000)
首先，房思琪在遭遇补习班老师李国华强暴后，记录下这样一种感觉：
可以说话之后，我对老师说：“对不起。”有一种功课做不好的感觉。虽然也不是我的功课。
一个十三岁的学生，功课做不好，什么感觉？羞耻、自责、愧疚。但“不是我的功课”又点出，这种羞耻、自责、愧疚不该是房思琪承受的，然而她又不得不去承受。这种承受之错位，正是来自这个社会之畸形、道德之失范。后面我们会看到，李国华的学生郭晓奇在事后是如何抗争，而这个失序的世界又是如何吞噬掉她的嘶吼。在郭晓奇向社会发声寻求声援和关注的时候，更多的声音是在谴责她——在一个道德错乱的社会，她的被强暴被社会归因于她自身的问题。在补习班老师和补习班女学生这两个群体中，前者具有绝对的便利施暴于后者并且能从道德、法律的制约之下全身而退，法律、道德的秩序是完全偏袒李国华们的。在失去公平之秩序世界，秩序本身即可因其不公而被废弃，它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失序的世界。郭晓奇是在事实上失序的世界，企图利用形式上的秩序来抗争事实上秩序的失公，所以她失败了。房思琪更聪明也看得更透彻，秩序是维护李国华们的世界的，所以她更绝望。
接下来，房思琪在日记中写道：
想了这几天，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了，我不能只喜欢老师，我要爱上他。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不是吗？思想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东西！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我要爱老师，否则我太痛苦了。
末路狂花 Thelma & Louise (1991)
显然，房思琪爱上施暴者的这种“斯蒂哥尔摩综合征”，实际上是她将整个社会视为“绑匪”李国华的同谋，她不可能再看到希望和别种可能，而只有“唯一的解决之道”，“我要爱上他”。
于是，她对李国华习以为然，他们做完爱还能谈谈文学，她好像真的爱上了他，并且他也努力装作爱她的样子。房思琪产生爱上老师的“伟大思想”是因为她不得不产生这样的思想以避免绝望，这更像是S/M游戏中受虐心理的产生：一个受虐者在皮鞭抽打下对施虐者说“妈妈狠狠打我”的时候，实际上是通过S/M游戏来回味以往真实的受虐经历（所谓真实即非游戏的），在游戏中，受虐者通过支配施虐者成功在回味中完成支配地位的确立，从而让自己的过去得到合理的心理解释——房思琪要合理解释自己遭遇的强暴，她必须学会玩这场“伟大思想”导演的爱情游戏（S/M游戏）：“赝品”在这个游戏中充当了支配地位，因为“赝品”是在按照游戏规则（“你爱的人对你做什么都可以”）支配李国华，于是那个“从前的我”曾经历过的真实受虐便在“赝品”的爱情游戏中得到了合理解释。房思琪最后发疯，是因为爱情游戏被李国华玩坏了。这毕竟只是房思琪“伟大思想”导演的爱情游戏，而在真实关系中，真正支配游戏玩法的是李国华。
荒木经惟摄影作品
正是房思琪不得不用“伟大的思想”爱上老师，小说抨击的对象由李国华扩大到了他的帮凶即整个社会：那些房思琪不该做的功课是社会给的，她不该承受的羞耻、自责、愧疚完全来自社会。而许伊纹和毛毛关系的走向不确定，似乎正是在印证许伊纹对刘怡婷的“你会幸福吗”的回答：
“没办法的，我们从此都没办法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诚实的人是没办法幸福的。”
“我们”看着房思琪如此凄惨，却无法施以援手；房思琪和“我们”面临同一个对手，房思琪和“我们”有个共同的施虐者，就是这个社会。于是那栋灯壁辉煌的楼里推杯换盏、嬉笑不断的“幸福”的邻居们，他们因为冷漠和平庸而活在虚伪的现实里，因而他们能幸福。于是冷漠——整个社会的冷漠便成了这个世界看似美好、幸福的必要条件，而看到那些不幸又不得不诚实、热心的许伊纹们，只能生活在痛苦之中。整个道德失范社会的道德错乱便成了作者笔锋所指，形式的秩序徒然留存甚至被恶意利用，而事实上的世界却是失序的；形式与事实分离、应然与实然分离，李国华口中念念有词的文字所指与其实际行为已经严重分离。
《强我》与《末路狂花》企图在失序世界重建道德，而《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则是完全否定那些徒有形式的道德，它渴望的是一种彻底的颠覆与洗礼。
林奕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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