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我和我爸说过的话，不及我和我妈的百分之一。不过这毫不影响他的那些经历在我脑中永存不灭的事实。
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不，应该是更早。在我爸还是个十五、六岁的少年时，他第一次听到了板胡的声音。
当时人们都住平房，他在院子里正劈柴准备烧火，从旁边的院子里突然传来一串优美的旋律。这是一位被下放的老艺术家在拉板胡的声音。
在此之前，我爸每天帮人放羊，挖沙子，清理下水道，搬麻袋...顺便上学读书。为什么会这么惨呢？因为我奶去世的早，我爷忙于四处奔波，无心照料家事。我爸身为大儿子，肩负着我叔和我姑的生活重担，只好每天拼命干活。
在此之后，我爸感觉这是上天让他听到的声音，他的人生会被这个声音而改变。于是，他完全忘了劈柴的事，拎着斧头就去隔壁院子找那位老艺术家了。
人家当然不收学生啦。那时候的人不像现在，甭管会不会，都想开班教课。我爸义务给老艺术家劈了两个月的柴，才肯收他为徒。
但是，我爸穷啊，学琴的前提是，自己得有一把琴。可他手上就只有一把斧子。老艺术家见我爸眼巴巴地盯着他手上的板胡看，心也软了，起身去屋里又拿出了一个琴盒。于是，我爸有了自己的一把琴。
他这一拿起来，就是一辈子。
在学琴的期间，其实我爸一点也没有放弃干苦力活挣钱的事。等于说，他每天要上学，要干苦力活，还要学琴。重要的是，这些事都没有耽误。
这就让他有了充分的理由来面对未来的我，每次我拉不好琴找客观理由时，他就说：“我那时候刚挖了两小时的沙子，手抖得不行，然后晚上回家了还继续练琴，你这算个啥？”
他当时一直期盼着18岁的到来。因为那意味着他可以毕业了，更意味着他可以报名参加艺术团的工作了。
在我儿时的印象里，艺术团里面的人真是千奇百怪。因为我见到大街上的人，他们都很正常。而艺术团里的人，似乎正好和外面相反。男的留长发，女的剪短发，老的留大胡子，少的剃光头。他们说话像唱歌，唱歌像骂人，骂人时，还是骂人。
我妈一直夸自己眼光好，除了我爸年轻时长得帅以外，就是他有一份艺术团的工作。她觉得这是一份超越了当时所有工作的工作。因为其他单位不是累身就是累心，只有艺术团，一边玩着自己的乐器，一边就把钱给挣了。
不过这钱也不是那么好挣的。到了90年代，流行音乐风靡全国，没人喜欢听民乐了。
我爸和几个同事合计了一下，放手一搏吧，都爱听流行乐，那就搞流行的。于是，弹琵琶的去学吉他了，吹唢呐的去学萨克斯了，打扬琴的去学架子鼓了，而我爸，选择了贝斯。
我小时候，他经常让我听一首歌里面贝斯发出的声音。我说我听不到。他说，那你就没有音乐天赋，听到了贝斯声，才算进了音乐的门槛了。
等他们真正学起电声乐之后，才发现，这玩意真简单。因为民乐讲究个意念，很多技巧都是没法用科学去解释的，尤其是戏曲，没有什么固定的节奏，有的音，甚至不属于任何平均律。比如一个b7，要比正常的b7低，又要比6高，这上哪说理去？
等他们学好了电声乐后，便组团去了南方，而且还是最南，一直走到了海边。因为那里的舞厅比较火。有那么几年，我妈说一年365天，能回来5天就不错了。
那几年，每到周末，妈妈就把我从姥爷家接出来，骑车带我去市里唯一的邮电大楼。里面都是公用电话，得排队等好半天才能轮到我们。然而我个子太小，进到电话亭里也做不了什么，只知道妈妈在拿着电话筒，我趴在玻璃门上向外看。那些人好像都很喜欢这个地方，有的人对着电话笑，有的人对着电话哭，有的还手舞足蹈地在亭子里乱蹦乱跳。
我拽着我妈，问外面的人到底在干什么，她什么也没说，我发现拽着她的那只手，有点湿。
再后来，我长大了，南方的舞厅也过时了。我爸和那些同样神奇的人们也都回了老家。又过了几年，一个新的问题诞生了——我该考学了。
我爸把我推荐给了哈尔滨的老师，哈尔滨的老师又把我推荐给了沈阳的老师。高三时，我就去了沈阳，凭他对我的了解，我自己在那学艺，肯定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于是，他开始了自己的新征程。那时他每周末要去大庆教课，周一、二在老家上班，周三、四、五请假来沈阳看着我练琴。
四个月，他从来没有间断过一天。有他在的日子，我的琴技进步得飞速。他不想让沈阳的老师知道我的进步和他暗中相助有关。所以，他不让我告诉沈阳的老师任何关于他的事。他想让老师觉得我是个极其有天赋和领悟能力的学生。
然而，那次考试，我却考砸了。
我哭得一塌糊涂，我说我对不起你。我爸说，没事，人经历坎坷是好事，我是你爸，没什么对不起的，为了你，我去杀人都行。
我上大学之后，得知老爸患上一些疾病，说是需要锻炼身体，要减肥，那样才能好得快。于是，我学期放假回家后都会发现他瘦了一圈。
后来我也发福了，便问他怎么减肥，他说，每天早晚各去一次公园，快速走步10公里。别停。
这个不算方法的方法，他一直用到现在。我对我妈说，佩服他的毅力。我妈说，光有毅力哪够啊，他停下来了，病就上来了，他病了，你咋办？这个家咋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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