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里不富裕，三个孩子，维持生计的是父母夫妇两经营的自己家房子的蓄电池小店，兼卖一些小百货，和增氧泵捕鱼器之类的。我二姐有皮肤病，银屑病，以难治和难以断根著称，别名“牛皮癣”。我们家在我二姐的病上，花费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和很多很多的钱，看了很多很多的医生 ，信了五花八门的偏方，吃了各式各样的药，包括但不限于冲剂类，草药类，涂抹类，胶囊类和无糖衣类等。二姐常常双管齐下甚至“三管齐下”的用药。效果总是不好不坏，偶有消退，停药之后又会复发。每次复发时，我们家的氛围就会如坠冰窟。二姐不说话，母亲纳闷中包含着焦心：“怎么回事呢？怎么就治不好了呢？”母亲的声音不能太大太着急，却又无法更小，最后父亲往往会用轻松的语调进行总结，定定军心：“哎，没事，慢慢瞧，家里钱多呢，现在好多人得皮肤病，没治好的多着来，没事的没事的。”现在想想，是人心隔肚皮，还是我同理心太匮乏，母亲，父亲和二姐三人，明明上演着一场名为沉重的心知肚明的剧，可我只嗅到伤感，却体会不到其中蕴含的反反复复的失望与沉重。不知道当时的二姐不爱说话还脾气大是因为过早的体会到了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无处也不知如何去安放自己的信心。不知道多年来她在喝药时，抹药时，看病时，被无数好事者以提供治病渠道为由打探讨论她的病情时，上小学因剃光头而被男生欺负时，青春期身上有浓重药味而抬不起头时，父母因为她的病而彼此迁怒吵架时，甚至父母有时控制不住情绪，因为她的病而迁怒于她时，一直萦绕在心间反反复复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什么别人都好好的，而我有皮肤病？”。久而久之，她也许会迁怒自己。很不幸，在不久之前，在我跟她交谈中，我能体会到她对自己皮肤病的介意（已经好了很多，但还是时好时坏），以及对自己的不认同。深深的。甚至于我不敢确定我能够在她以后嫁人生子之前帮助她迈过这道坎，树立对自己的认同，然而时间紧迫。
记忆中，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天中午，我们家都要在后门外起火烧炉煮中药。那个时候全家甚至巷子里（我家住在巷子口，有两间门面），都弥漫着浓浓的中药味，刚开始会呛，然后浓烈，最后慢慢稀薄，似有若无，然后在第二天重新上演。像一叠剪不断的丝绸，厚厚的，但又浓烈的让人安心。有如实质的飘浮，飘进我们家每一个人的头发丝里，衣服纤维里，每一只手，每一张脸，每一个毛孔里，弥漫在我的童年回忆里。
当时我们家中午是一天中最繁忙的时候，吃完饭，起炉子的起炉子，抹药的抹药，喝药的喝药。我在那么多的中午里都是没有用处的，既不拥有什么，也不被需要，甚至算不上甲乙丙丁，因为他们的行动里不需要这样的角色，我只是旁观，旁观且无牵挂的作壁上观。偶尔还是有需要做的事，第一件是别挡路，我爸和我妈全部的目标是务必在我二姐下午上学以前，完成所有的流程，最好能尽可能快的完成，以预留出我二姐整理因为涂药被弄乱的头发的时间。我二姐小学和初中的时候甚至不用整理，因为那时候剃了光头，或是很短的寸头，带上帽子就行了。第二件事是跑腿，去小卖部买点话梅干梅子什么的，来帮助我二姐在自己一声声作呕声中勉强的喝下已经熬好放凉的中药。作为跑腿的我，是可以厚着脸皮凭着“功绩”为自己争取一两个个头中等，不大不小的话梅干的。但有时候也会用“总吃这个也尝不出味道”来麻痹自己，按按心头的非分之想。这样话梅我二姐可以多吃两天。我至今也想不懂，我家里真的缺那几块话梅吗？小时候的我不敢否认也不敢承认。但是我爸我妈，甚至我大姐，从没吃过那袋子里的话梅干。好像在朦朦胧胧间，我就明白了什么，没有人在我凭着那点可笑的“功绩”理直气壮的“索要”那块话梅干时，说过一句拒绝的话，甚至拒绝的态度，母亲总是呵呵笑着展牙，整个五官生动起来，挑眉诙谐道：“好好好，给她一块，谁叫人小不点出的力呢。”这时全家都会笑起来，打趣我两句。我总是在这种欢快的氛围下，咧开嘴心满意足的放心吞下我的“报酬”，不时的吸溜口水，然后缓缓咬动嘴里的话梅干。母亲自然的笑声像一张温和的簿衾，怀抱着我，将我与冰冷残酷的社会分隔开，也将我与沉重残忍的现实分隔开，给了我莫大的对生活的热情。
如果有偶像的话，我从小到大的偶像都是我的母亲，后来上大学后也缥缈了一段时间。但大部分时间仍然是我的母亲。我母亲的一言一行，甚至更多的是行，深刻的影响到了我，甚至在我有了一定思想以后，仍然能从她唠唠叨叨，不胜扰人的叮嘱中，平庸的日常中剥离出我对她的认可。我的母亲是伟大的，世上很多的母亲都伟大，但我对“母亲是伟大的”这件事的体会是从我母亲身上得到的，正如我对别人的“疼”的感同身受是从我母亲切菜时流血的伤口开始的。
我的母亲在我心中是世界上最好的母亲。我对她的感情，有偶像一样的崇拜，也有孩子对父母唠叨的不耐，有长大后对母亲曾经经历的心疼，有想让母亲在我的认知里能更好的诉求，有时还有一种近乎于对孩子的无限度的包容和宠溺。我爱她。世上我最为确定的就是我爱她。但这是从母亲毫无杂质的爱我中发散出来的。甚至这种类似对孩子的包容与宠溺的爱有一部分是由我对自己的爱所发散出去的，因为她是我某某的母亲而发散来的。我却常常因为我对母亲这与母亲的爱相比不值一提的感情而自满。我为这种自满而羞愧。
我那时候偶尔被药熏得呛鼻了，会跑到二楼躲一躲，但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电子产品，更不想写作业，也没有睡午觉的习惯。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会搬个板凳坐在旁边，边看我妈给我二姐涂药，边看闲书。母亲总是在后门那里，大片阳光射进来的地方，给我二姐涂药。有时晚了点，或者阳光不太好也会在屋里涂药。我永远都记得那个场景，二姐做着，母亲站着，板凳的高度是让母亲不用太弯腰的高度，但母亲不可避免的要低头。母亲眼睛不好，不在太阳下就认不清二姐头上的患处，最近几年母亲眼睛越发不好，我总疑心是那时候在刺目的阳光下用眼导致的。二姐常常像一个雕塑，她或者在看报或者在看书，因为她的作用就是一个雕塑保持不动，偶尔随着母亲的要求偏偏头转换一下角度，方便母亲涂药。很多时候，她们两之间连语言都不需要，母亲手往哪边使点劲，二姐就会往哪微微一偏。她们的默契在经年累月的抹药中夯实，我一旁融不进去，憧憬着并伴随着小小的醋意。这幅画像因为在阳光下，布满圣洁的光芒，因为没有语言，更显得凝练，母亲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涂药，都在将我们家庭的命运带往一个新的方向。
母亲的手法并不温柔，背光处还是能看到她高高皱着的，拢起的眉头，可我们都知道那不是不耐烦，只是母亲的眼睛不好，又太想让这些涂在患处的药膏，被头皮完全的吸收，压倒身体里的那些疾病细胞。
通常，金色太阳只能勾勒出轮廓，别的是看不太清的，空气中有漂浮的尘埃，像小精灵一样，在母亲的头上、肩上，二姐的背上、头发丝上跳动，很耀眼，但看久了眼睛会疼。
每一个背向太阳的背影都有这样的画面，但不知为什么，我仍然觉得那个画面是我心中最美好的，最温暖的画面。是那种不管在记忆里封存了多久，每次拿出来都能如实质般洋溢在心中的那种干燥的，朴实的温暖。
有时想，也不可能每天都是晴天，每天都有太阳啊，可只有在拥有大片炽热的慷慨的不用珍惜只需享受的阳光的午后，只有在这样完美的午后，才能让我对它的美毫无芥蒂的承认和接受，并深深的刻在脑海中。其他的天气，这样的场景多少都有些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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