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家风
东汉的邓太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政绩突出的女政治家，她所处的时代远远早于武则天所在的唐朝，她政绩突出却远不如武则天妇嬬皆知，很大的原因在于她的低调、懂节制。
她提倡教育，注重家风，对邓氏家族高标准严要求。她听政之后，她的父亲或者大哥，没有成为炙手可热的权臣，邓氏家族也没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邓绥重视教育，她认为，要想使皇室外戚子弟不招破败之祸，最重要的是要加强对他们的教育，让他们读书，守礼法，明事理。
元初六年（119年），邓绥下令将汉和帝的弟弟济北王、河间王家中子女，年龄在五岁以上的四十多人，和邓氏近亲子孙三十多人召到京师，为他们专门办起了一所学校。请了老师为他们教授经书，邓绥还亲自监督他们学习。
邓绥对自己娘家的人要求非常严格，曾经下诏给司隶校尉及家乡的河南尹、南阳太守说：“如今车骑将军邓骘等虽无过失之处，可外戚家子弟众多，姻亲又广，难免会有宾客亲属违法乱纪之事。凡是遇到这种情况，你们必须严格处理，不得宽容枉法。”直白地说，就是邓氏子弟晚辈，如果触犯法网者，必要严惩不贷。
在她的约束下，邓氏家族没有卷入残酷的政治斗争，风平浪静度过了好多年。
礼让为国
邓太后听政的第三年，才逐步把自己的哥哥邓骘放到大将军即汉朝传统的首席辅政大臣的位置上去。数年之后，她的母亲去世了。当时的大将军，即邓绥的长兄邓骘请求解职守丧。
这让邓绥很为难，一方面，担心兄长解职后，自己会失去强大的朝廷支援；另一方面，若不允许兄长解职为母亲守丧，明显是违背礼制的事，会遭致闲言碎语，甚至舆论抨击。
现代人遇到问题问度娘，邓太后遇到难题找老师。班昭引经据典，力劝太后藉此向天下显示提倡“礼让为国”。她告诉邓绥，子女为母亲服丧是天下人都认可的基本准则，汉朝号称以孝治天下，此时若做出与基本伦理观念相违背的决定，必然导致舆论反感。权位越高，越会遭到嫉妒仇恨，越要珍惜舆论基础。
若善于为国，懂得利用“礼让”姿态，这恰恰是向全天下表现邓氏家族高风亮节的最佳机会。
老师班昭的为邓绥拨云开雾，指点迷津，最终让邓绥同意邓骘兄弟回家守孝，却又合情合理地提出：“其有大议，乃诣朝堂，与公卿参谋。”
这不仅证明邓家谨守礼法，不贪恋权势，还能巩固、加强统治基础。
改革官制
汉和帝以前，东汉王朝的官僚制度存在着一些混乱，尤其是官吏的俸禄制度，没有统一的标准。官吏的品级与相应收入之间缺乏严格而明确的规定，官员收入的计算标准也存在多重化混乱。
还有很多官吏通过私占“公田”来增加自己的收入，这些都为贪腐与暗箱操作留下很大空间。
邓绥听政后，对官制作了重要改革，建立标准，明确规定各级官吏的俸禄额度，无论中央的公卿大臣，还是地方各级牧民官吏，其职位和禄俸有明确的对应关系，任何官员都明白职称品秩应得钱谷多少，从此终止了东汉王朝建立八十年来官吏俸禄有多重计量尺度的混乱，有利于廉政。
租“公田”，轻税负。
那段时期的东汉王朝，连遭水旱之灾，前后长达十年之久，因此造成大量饥寒、贫困人口的流动。面对这一状况，邓绥果断决策，把“公田”假借给贫农，用以安置流民，终使灾荒消退，农业收成回升，百姓安居乐业。
在大政方针上，邓绥主张重文轻武，减少战争以省赋役，使得国家相对稳定，百姓赋税负担大大减轻。她采纳班超之子班勇的进谏，通西域、抗匈奴，安定并州、凉州，使西线多年无战事。
当西边的羌族发生暴动，给东汉王朝带来困扰时，邓绥采纳了虞诩等人的建议，以赦免战俘、安抚和谈的办法来化解危机，使羌人暴动得以平息。
写在最后
邓绥对东汉王朝的治理，的确非常有成就，东汉国家经济在严重的自然灾害之下获得复苏，社会渐渐安定。
人无完人，邓绥执政期间丧失西域，同时她应对羌乱的政策失当，致使羌乱一度越来越严重，虽然最后经过长期战事得以平定，使得东汉在永元之隆的鼎盛之后不可避免地走向下破路。
《后汉书》中范晔也认为“惜哉寇敌略定矣，而汉祚亦衰焉。”
邓绥执政期间宦官做大，也间接导致了东汉后期的宦官专权。
尽管如此，邓绥仍是一名杰出的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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