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记载，“昭公六年，郑人铸刑书。”
所谓“郑人铸刑书”是指郑国宰相子产第一次以青铜器上铸造铭文的方式,建立文字法。子产的立法，他的刑书现在已经失传了。
子产在郑国最早立法，民间最初是什么反映?
先秦时候有一个民间歌谣集子叫《舆人诵》，其中有这样一首颂词，讲“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子产用财产税的立法方式剥夺了我的财产;子产以土地税的立法方式剥夺了我的地产。如果谁能杀掉子产，我愿意追随他。
这表明最初进入以法制国时代，突然破坏上百万年的以德治国的柔和生态，遭到社会民间的强烈反感。
可是在《舆人诵》这个集子的后面，又见到了另一首歌谣，这个歌谣和前面那个歌谣相差的时间不出若干年之差，情形却为之一变。它这样讲：“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意思是我有儿女都希望交给子产来教诲；我有田地，该种什么庄稼，都希望得到子产的指导。如果子产死了，谁来继承他的事业?
在同样的《舆人诵》集子中，此时对子产立法的状态产生了明显拥戴的情绪。它表明法制社会的出现是一个必然，而且是社会紧张度发生后的一个恰当有效的调节方式。
《左传》又记载，昭公二十九年，也就是“郑人铸刑书”后二十三年，“晋人铸刑鼎”，也就是晋国也开始立法。
(待续)
(本文编辑整理于王东岳《中西哲学启蒙课》)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