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呀，我前往中世纪犹太隔离区的一路上，多么伤心啊。我在城市里走着，这是我工作了二十年的地方。我们先是走在空荡荡的蜡烛街上。但是等我们来到尼科尔街上，就看到几百个人前往那被诅咒的隔离区。因为许许多多白包袱、白枕头，一条街都变白了。生病的便由人搀着。马尔古里斯大夫瘫痪的老父亲由两个人抬着。一个年轻人抱着老母亲，妻子和几个孩子背着包袱跟在后面。食品杂货店经理戈尔顿是个胖子，走得气喘吁吁，穿着皮领大衣，脸上的汗直往下流。有一个年轻人使我吃惊：他没有带东西，头抬的高高的，面前拿着打开的一本书，脸上是一副傲视一切和镇定的神气。但是跟他一起有多少吓疯了的人啊。
我们在马路上走着，许多人站在人行道上看。
有一阵子我跟马尔古里斯一家人走在一起，听到一些妇女同情的叹息声。有些人在笑穿皮大衣的戈尔顿，虽然他的样子很可怕，并不可笑。我看到许多熟悉的脸。有些人轻轻向我点头，跟我告别，有些人转过脸去。我觉得，在人群中没有完全平静的眼睛，有好奇的，有幸灾乐祸的，但是有几次我也看到哭红的眼睛。
我定神一看，看出面前有两种人。一种是穿皮衣戴皮帽的犹太男人和裹了毛头巾的女人。另一种是站在人行道上穿夏装的人。女人穿着淡颜色女衫，男人不穿外衣，有些人穿着绣花的乌克兰衬衫。我觉得，似乎太阳也不再为走在马路上的犹太人发光了，似乎他们走在寒冷的十二月的夜里。
在隔离区入口处我同送我的舒金告别，他给我指了指铁丝网边一块地方，说以后给我送东西就在那儿会面。
你可知道，维佳，我进了铁丝网，是什么样的感觉？原以为，我会十分害怕的。其实不然，在这种牲口圈里我心里倒是轻快些。绝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奴性。不是。绝不是。周围都是跟我相同命运的人，在隔离区里我不需要像马一样在马路上走，没有恶意的目光，熟识的人用正眼看我，而不是躲避我。在这牲口圈里，大家都带着法西斯强加给我们的标记，因此在这里这种标记并不多么刺我的心。在这儿我感到自己不是任人宰割的牲口，而是落难的人。因此我轻快些。
我跟我的同事、内科大夫施佩林一同住在一套两居室的土坯房里。施佩林有两个成年的女儿和一个十二三岁的儿子。我有时看着这孩子瘦瘦的小脸和忧伤的大眼睛，看了很久。他叫尤拉，可是有两次我喊他维佳，他给我纠正：“我是尤拉，不是维佳。”
人的性格多么不同啊！施佩林在五十八岁的年纪依然充满了精力。他弄到褥垫、煤油、一大车劈柴。夜里又弄来一袋面粉、半袋豆角。他不论弄到什么，都十分高兴，就像一个新婚的男子。昨天他又挂起壁毯。他一再地说：“没什么，没什么，咱们能挨过去。要紧的是准备些吃的和烧的。”
他对我说，应当在隔离区办学校。他甚至提出要我教尤拉法语，每节课报酬一碟子菜汤。我答应了。
施佩林的胖老婆凡妮·鲍莉锁芙娜常常叹气：“全完啦，咱们玩啦！”可是一面这样，一面监视着大女儿柳芭，防备她抓一把豆角或者掰一块面包送给别人。柳芭是一个善良而可爱的姑娘。妈妈喜欢的小女儿阿莉娅却坏到了顶点：又厉害，又多疑，又小气；常常骂父亲，骂姐姐。战争前夕她从莫斯科到这儿来探亲，就待在这儿没有走。
我的天，这周围多么穷啊！要是有人说犹太人有钱，说犹太人总是攒着钱准备过灾难的日子，那就请他上我们旧城区来看看吧！灾难的日子来了，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灾难了。要知道，在老城里不光是带着十五公斤东西搬来的人，这儿还有长久的住户，有老匠人，有工人，有护士。他们住得多拥挤呀！吃得多么坏呀！更叫人难以想象的是一座座矮矮的、破破烂烂的土坯房！
未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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