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思，像一块羞怯的旱地，唯有在淋浴时，才肯迎来它丰沛的雨季。这不是什么修辞，而是我日复一日亲历的实感。温热的水流从头顶倾泻而下，沿着肌肤的沟壑蜿蜒成溪，仿佛也同时冲开了某处灵感的闸门。水流声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形成一种白噪音，将外界的喧嚣都隔绝在外。在这独属于我的水幕结界中，大脑似乎被按下了重启键。那些在书桌前苦思冥想不得的故事脉络，那些寻遍词典也找不到的恰切词语，此刻却如水中升腾的蒸汽，氤氲着，活泼地，争先恐后地涌现。
这真是一种奇特的悖论。当我的身体被这方寸之间的水幕全然包围、与世隔绝时，我的精神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它挣脱了地心引力，挣脱了社会规训，挣脱了自我审查，仿佛可以抵达宇宙的任何一个角落。淋浴间，这个现代家居中最功能化、最不具诗意的空间，于我而言，却成了最富创造力的圣地。
然而，这灵感的盛宴有着一个残酷的保质期。它几乎与水流停止同步终结。一旦我擦干身体，穿戴整齐，重新坐到那张象征着"正事"的书桌前，面对那一纸征稿启事——上面清晰地罗列着字数、题材、风格、截止日期——情况便截然不同了。那些条条框框，像一道道无形的栅栏，将我脑中方才还奔腾不息的野马，瞬间圈禁起来。它们从旷野的精灵，变成了困兽，在限定的区域内焦躁地打转，最终只留下一片被反复踩踏、空空如也的荒原。
目的性，这个驱动现代社会高效运转的伟大引擎，在此刻却成了我灵感的头号杀手。它要求明确，要求精准，要求"意义"，要求"价值"。在这诸多明确而坚硬的要求之下，那点发自性灵的、飘忽不定的东西，便像一个怕见生人的孩子，羞怯地躲进了最深暗的角落。
这大约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困境。我们这时代，人心是一片片被高效犁过、却难得滋润的田地。人们渴求精神的慰藉，却又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缺乏耐心。长篇大论的深刻，譬如一场计划周详、工程浩大的南水北调，自然功在千秋。但田边焦渴的农人，往往等不及那清流蜿蜒千里，抵达自家垄亩。他们需要的是即刻的慰藉，是一阵不期而至的骤雨，哪怕它来去匆匆，只能让龟裂的土表得到片刻的润泽。
短故事与短剧，便是这样一阵阵及时的雨。它们不讲求源流的考证，不苛求体系的宏大。它们只依赖那一点情感的浓度，能在三五分钟、一集剧的工夫里，于人心这片最易感也最健忘的土地上，砸出一个浅浅的、却能倒映出星月的水洼。
于是，市面上便充斥了那许多被精英斥为"蠢蠢的文章"。它们与所谓"严肃文学"的区别，若细究起来，倒未必全然在题材的高下或技巧的精拙。有时，那区别竟微妙得只在于一点"姿态"。
通俗文学，像一位热切得有些笨拙的乡间亲戚，见了你，便忙不迭地要将家里所有的花生、红枣、珍藏的麦芽糖，一股脑地塞进你怀里，唯恐你吃不饱，唯恐你感觉不到他的好意。他用力，甚至有时用力过猛，弄得你有些尴尬，但那情意是真挚的、滚烫的、不容置疑的。
而那自诩高明的"严肃文学"，则像一位学识渊博却神情冷淡的教授，他与你对坐，面前摆着一杯渐凉的茶。他讲究的是分寸，是留白，是那"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的余韵。一个生怕你不懂，倾其所有；一个生怕你懂了，讳莫如深。这其间的差别，说来有些可笑，仿佛只是前者更"蠢"了一些，更不吝于坦露自己那或许不够精致、却跳动得异常真诚的心肺罢了。
这便让我记起在网上漫游时，像拾取海滩上的贝壳一样，偶然捡到的故事。它们粗糙，却带着海浪与时光的独特纹路。
第一则，是关于竹筒粽子的。故事里的"我"自承是个"混蛋"。初一那年冬天，他正处在青春叛逆的尖刺上。母亲忙于孕育新的生命，将他托付给从乡下来的爷爷奶奶照看。有一天，他鬼使神差地想吃校门口小摊上卖的竹筒粽子，便支使奶奶去买。奶奶初来乍到，在陌生的城市街道上转悠了半天，终究没找到那稀罕物，只买回一个普通的三角粽。她一进门，便从厚重的棉袄怀里，掏出那个被她揣得热乎、几乎带着体温的粽子，颤巍巍地递过去。少年却因为愿望的落空，勃然大怒，吼道："不是这个！"奶奶举着粽子的手，愣在了半空。她没说什么，默默地，自己把那个粽子吃了。可她那时已身患肠癌而不自知，甜腻的糯米落肚，当夜便疼得辗转难眠，吞下了一整板最便宜的止痛药。时光跳到"我"高一那年，奶奶因肠癌去世了。在她的遗嘱里，竟有一条是让葬礼上的每个人都吃一支竹筒粽子。"我"的那一支，蘸了满满的、白花花的糖。
这故事几乎没有任何技巧，平铺直叙，却像一根钝针，缓缓扎进人心最柔软的角落。它让我想起老子的话："柔弱胜刚强。"奶奶的沉默与包容，是至柔的；少年的怒吼与叛逆，是至刚的。结果如何呢？刚强的刺，最终反弹回来，在自己心上留下永久的创口；而柔弱的承受，却以其巨大的悲悯，在时光的沉淀中，完成了最深刻的教育与忏悔。
第二则故事，则更为沉重。它关于抑郁、友谊与家庭的暴政。故事里的"我"在高三确诊中度抑郁，父母却认为那是"作"，不予理会。高考后，"我"将自己锁在房间里，唯一的慰藉是与发小的通话。那位发小，是"我"生命中的光，会记得"我"的生日，会在"我"于深夜崩溃时，拉"我"出去吹风。然而，这束光熄灭了——发小跳楼身亡。更可悲的是，"我"的父母早已得知此事，却联手隐瞒，甚至阻止"我"参加葬礼，理由荒诞而冷酷："怕你瞎混"。冲突在"我"得知真相的那天爆发，父亲的一记耳光伴随着一句恶毒的诅咒："你想去你就去死啊，去和你那没出息的发小一块！"震惊与绝望之下，"我"想冲出家门，却被抓回，眼睁睁看着父母将发小留下的信与一大罐手折的星星毁坏、践踏。那个夜晚，"我"一个人拾起满地的狼藉，试图拼凑那些被撕碎的信纸，复原那些被踩扁的星星，直至绝望到吞下药片。然而，一阵风恰在此时吹入，将一片最微小的碎纸送到"我"面前，上面是发小熟悉的笔迹："替我好好生活"。
这故事里，父母的行为，是一种典型的"功利主义"计算，在他们看来，隐瞒悲剧、销毁"不祥之物"，是为了防止"我"受到更大的"损害"。这近乎一个残酷的家庭版"电车难题"：他们自以为扳动了道岔，让电车驶向一条他们认为"损失更小"的轨道，却浑然不觉，他们碾压的，正是孩子活下去的全部希望。
许多人，包括许多伟大的作家，都笃信"文学是苦难的产物，苦难是文学的沃土"。仿佛不受尽人间至苦，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便取不回文学的真经。这种观点，将痛苦神圣化，几乎成了一种文化上的"受难情结"。
然而，这观点却让我心里生出一种紊乱的不适来。我仿佛被置于一个两难的境地：一方面，我为自己生活相对平顺、缺乏那种痛彻心扉的"苦难"可供挖掘而感到一丝惭愧，仿佛自己是个文学的门外汉，不具备言说的资格；另一方面，我又本能地怀疑，那从苦难中直接榨出的、血泪斑斑的汁液，是否便是文学唯一的、最高的养料？难道欢乐、平静、甚至无聊，就不能孕育出有价值的文字吗？这种将苦难与文学价值强行捆绑的逻辑，本身是否也是一种偏执？
我竟因此，有些不合时宜地向往起那些能产生"蠢文章"的、直白而汹涌的情感了。因为它至少是丰沛的，是敢爱敢恨的，是生命力的直接喷发。它不绕弯子，不故作深沉，像《诗经》里的"国风"，"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发自天籁，动人肺腑。而我，连同许多自诩理智的写作者，却常在目的与意义的迷宫里，在"何为文学"的沉重追问下，失掉了那最初、最笨、也最宝贵的冲动——表达的冲动。
于是，那些端着架子，以卫道士自居，斥责这类短文浅薄、煽情，败坏读者口味的论调，我便觉得可以搁置了。文学的殿堂，自然需要雕梁画栋、金碧辉煌的栋梁，但也少不了这样朴素的、甚至歪歪扭扭的烛台与烛火。它们或许光线昏黄，照不远，也照不亮宏大的蓝图，但能在某个寒冷的、具体的夜晚，给一个路过的心房，带去一瞬间的真切暖意。
能符合这市场需求的，能抚慰哪怕一刹那人心的，便不能算是一件坏东西。市场，在这里并非一个庸俗的词汇，它更像一个古老部落的广场，人们用点击、用阅读、用观看进行投票，选择那些最能道出他们心中隐痛或渴望的歌谣。强求人人都去修建罗马式的水道，而鄙薄那一阵急雨，实在是有些不通人情的苛责了。
我的不适，大约也源于此。我既做不了那引水千里的工程师，内心又羞于做那一阵单纯的、只为解一时之渴的雨。我便卡在这中间，在征稿的告示前枯坐，像一个同时被两个世界抛弃的流浪者。而在洗澡时，我才能暂时忘却这一切，任凭热水冲刷着一个又一个不成形的、湿漉漉的梦。那两则故事里的少年，他们是有雨的，无论是悔恨的冷雨，还是救赎的甘霖。他们的情感，找到了它的形式，哪怕这形式被某些人视为"蠢笨"。而我，只有一室的蒸汽，和一颗被目的性搅得不安的、湿答答的、悬在半空的心。
最终，我或许应该接受这个事实：短故事与短剧的市场，其存在本身，就昭示了它深刻的合理性——它是这个快节奏、高压力时代的必然产物，是无数个体心灵寻求即时按摩的情感刚需。那些"蠢文章"，以其低门槛、高浓度的情感冲击力，完成了一次次小规模的精神赈灾。它们或许没有改变世界的雄心，但它们确实，在某个微小的刻度上，改变了一个人某个夜晚的心情。这，难道还不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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