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外论书——碑帖分野略谈

当今的书法承袭有清以来的审美与书风，重碑轻贴，重朴拙、雄浑而轻研美、精细。这当然与时下的书法的表形式有很大的关系，挂在展厅尺幅大，小字很难被凸显出来，细节上的工夫自然不容易被看到。大字的冲击力和表现力老远就扑面而来，很容易抓观者的眼球，细节上的处理自然也就没这么高的要求了。碑、摩崖石刻天然就符合了这种需要，它们原本即是展示给路过的人看的。另一个因素大约也是挖出来的碑刻越来越多，带来一些新的元素，书家想加以入手以期别开生面，开创另外一种书风与审美，更容易露到台面上来。明时出现大幅中堂，然明人仍旧是在贴学里面找到出路。

现在看来，西晋末年衣冠南渡，南北分野，世族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载体，南北从此有了不同的传承和发展历程。彼时书法作为贵族的文化修养之一，有着清晰的传承脉络，王、谢等世族大家过江之后，书艺自然就带过江了，仍旧有着清晰的传承、发展脉络。而在江北，书艺的传承就中断了，留在北方的世族大家及没有留下一件墨迹，史书亦未见相关记载，出土的魏碑作者要么是无名氏要么是庶人。书法似乎变成一门专门的手艺，为达官显贵书碑刻碑。

书法发展的差异深刻地反映出南北世族的生存、发展处境的差异。书法作为一种贵族文化，存在的首要前提是世族能保持优越的地位，有闲情逸致来追求、钻研这些精神层面的东西。

王、谢等世族南渡之后，与皇族司马氏牢固捆绑在一起，所谓王与马通天下也。当地虽有豪强势力，难以对他们形成威胁和挑战，很快被他们收服。加之江南没有受八王之乱地波及，富庶稳定。所以形成了东晋特有的门阀政治，虽有王敦、恒温意图篡位的危机，然没有酿成惨烈的内战。淝水之战之后，又解除了北方的威胁。到东晋末期北府将领刘裕崛起的时候，竟又实力北伐， 前后灭南燕，破北魏，亡后秦，收复山东，河南，关中等地，光复洛阳、长安两都。若不是刘裕急着赶回来篡位，北伐成果兴许可以保留的更多，后面北魏可能相当长一段时间处在守势。当然。刘裕的崛起也就意味着门阀政治的没落。但总体上东晋104年间，世族大家始终保持着政治经济上的优越位置。加之承袭魏晋的风度，崇尚个性、自然，清谈，这种风气和个性反应到书法上面就形成了崇尚气韵、自然的风格。到二王时发展到顶峰。

来不及南渡或者留在中原的世族大家，八王之乱余波未平，又要面对一个个异族军阀势力威胁。石勒破长安之后，处死了以王衍为首的一批世族。在北魏统一北方之前，胡人政权走马灯似的登场，什么前赵后赵前秦后秦后燕北燕南燕南凉北凉等等等等。而胡人势力多残暴嗜血，首领多半没有长远的政治头脑和打算，全凭武力争一时之长短。世族大家目标又显眼，很容易被他们盯上，对抗则武力不足，难以固守；合作则凶险难料，战战兢兢。这一百多年的混乱局面中，有些世族覆灭了，能生存下来的，除了紧跟一个政权，表示效忠，甚至某种程度地胡化，别无其它出路。世族竭力提供胡人政权需要的东西，在政治上提供帮助，毕竟部落的组织结构还很原始，无法有效地统治疆域。书法一类高级形式的文化胡人政权既看不懂也没有迫切需求，而世族恐怕也没有闲情逸致来追求这些，因此大概率是书法无法传承下去的主要原因。

只有到北魏统一了，拓跋家族汉化到一定程度了，鲜卑贵族开始喜好中原文化，这种背景下才可能恢复一些西晋文化的一些风貌。崔浩与鲜美贵族的内斗，就可以看出来，那时鲜卑贵族还是比较抵制汉文化的，崔浩不可谓不受人主的器重和信任，稍有不慎，身死族灭。等到魏孝文帝迁都洛阳，鲜卑的汉化才完成的比较彻底。部落旧有的习俗、文化才会被被更先进的中原文化代替。政权稳定了一定的时期，物质基础有了之后，加之西来的佛教在上层盛行，石窟造像、石刻蔚然成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魏碑的审美固然反映出北方朝野雄浑、朴拙的审美取向，另外一个层面也是文化精英介入的程度不够深，没有往精细方向发展。魏碑似乎到时可以跟汉碑承接起来，魏碑还不是一种成熟、稳定的的书体，到唐时发展为唐楷才充分的成熟起来（三国时期曹魏是为提倡简朴的风气是禁止立碑的，一直延续到南朝的陈朝）。

任何一门艺术的发展都会经历由早期的古拙、粗犷、不稳定、不成熟到后来的准确、精细、稳定、成熟。一万多年前，南美人类在山洞里用天然原料在石壁上画下野牛的形象，生动、质朴，不事雕琢，绘画艺术发展到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就会充分考虑解剖学、静止或运动的形态、及光影的变化。毫无疑问，以长江为界线 北方疆域 的几近三百年的时间，无论谁当权，用毛笔来书写、纪录的实用功能依旧沿用下来，然而从艺术性来说，它的发展是缓慢的。

魏碑多是展示性的、修饰性的。书写者很少是为自己书写的，很少因为自己的性情或块垒而书写的，更多的是实用性的、技巧性的呈现，无法像真正的艺术作品一样展现艺术家的个性与情感。而贴学最高峰到二王时代恰恰是最能代笔个人性情的书札、书写更多的是为自己、随自己的性情而作。可以说只有当艺术家不为外界的东西所左右、所干扰，才能充分的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才能充分的展现和表现自我。

碑、贴从审美上来说，不能简单地说区分谁优谁劣。有人说，时下书法审美越来越流向古拙、质朴的一类方向，侧面反应了时下书坛基本能力的不足，不足以展现精细、准确的细节，没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情绪。

载入书法史上的那些人物绝大多数不是专门从事书法艺术的，书法倒一直是修身怡情带来的副产品。反而书写实用性很强的时候，功利性到凸显的很明显，比如历代科技对书写是有要求的，所谓干禄也。替达官显贵写碑而获得报酬，又成了一种技艺与手艺。

当然，现在的物质条件比过去强多了，书法早已作为独立的艺术门类有了广泛的基础和从业人员，搞书法的当然就靠这个吃饭了，如果说是追求艺术，那么恐怕难以到达不靠它吃饭的时候的高度，唯不靠他吃饭，才能充分地表象自我的个性和风格，才可能因为热爱心无旁骛的追求和钻研。如果说就像北朝那些书碑的作者一样，把他当一门谋生的技艺或手艺，似乎更符合历史和现实的逻辑。

窃以为当今社会不缺各式各样的大师，到时缺手艺精湛的大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