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功的人，连失败都不配？

文/邵信芳

——从《万历十五年》说起

中国的史学家们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写到历史的繁荣处，只见男子们或安邦定国、指点江山，或金戈铁马、疆场凯旋，或文韬武略、才情无限，却独不见女性踪迹。

《万历十五年》被作者定位为一本记录失败的书。既是记录失败，总难免有哀伤失意似云似雾缭绕不去。拨开这层层哀伤失意，是一个个失败的个体：怠政的万历皇帝、决意革新却被死后清算的张居正、企图调和阴阳而未遂的申时行、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孤独的将领戚继光、自相矛盾的哲学家李贽，个个都是帝王将相、名家名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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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也不足为奇，因为历史终归是要为统治阶级代言。而细细一看，发现这失败的队伍里个个都是男子，而书中提及的仅有的几个女性也不过是这部失败总记录里一晃而过的暗淡背景。

繁荣处没有女性，失败处亦没有女性，这绝不是一个偶然的疏忽。史学家们或许早就认定了不会成功的人，连失败都不配。而正统的史书大抵是记录成败的书，成者，后世行事之典范，败者，前车之鉴，不成不败的事总不被史官所重视。女子既与成败无关，在正统史书中的缺席便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倒不是说中国所有的史书里都完全没有女性的身影，如果有人踏破铁鞋、费尽心机地去找，总还是会有点收获的。比如，去找那种专门记录女性历史的传记或者有些史书中的专门章节，这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列女传》，此书记录了一些母仪、贤明、仁智、贞顺、节义的女性，但所选之事均体现了儒家对妇女的要求，所赞之事在现在多数人看来是对妇女的苛求和不公，女权主义者更是对此口诛笔伐。用专门的传记和章节来记录，总让人觉得有点拾遗补漏、聊以慰藉、以资鼓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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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正统的史书中，除去那些太另类的女性，比如封建时代的则天大帝、慈禧，近现代的革命女先烈等等，女性就算是存在，也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缺席的存在，因为她们永远是作为别人成败的原因或者结果而存在，而不是作为独立的自己而存在。

比如，某男高中状元，其背后是生母几十年节衣缩食的付出，其妻含辛茹苦地侍奉，而这样的功绩不过是被史官一笔带过,或者必须由聪明的读者从字里行间推测得来。

某国君终日沉溺酒色、荒淫无度最终国破家亡，这时候道德家们总是忙不迭地将妲己、褒姒之类的女性推上历史审判的最前台以警示世人祸国殃民的就是这些红颜祸水。

四面楚歌的项羽和亡命天涯时的伍子胥都假惺惺地对着红颜表示关切：“我自命难保，你怎么办呀？”聪明的妻妾总是能听出话外之音，自行了断以绝其后顾之忧，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别人失败的殉葬品。

《万历十五年》中，作为万历皇帝知音的郑贵妃和不成器哲学家李贽的那个颠沛流离的妻子，在黄仁宇讲述万历和李贽失意落寞的时候被寥寥数笔带过，留下了一个个男子失败阴影下更加黯淡的背影。其生死尚且无人在乎，更何况成败乎？

对一个人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认定，其实本身就暗含着对其主体性地位的确认，也就是说首先必须把这个人当成一个独立的个体或者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在这个前提下才有界定其成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史书是既是对现实的合目的性裁剪与取舍，史书中女性作为独立个体的缺席，源自现实社会中其主体性地位的缺失，这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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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的重重禁锢和无数德容颜工的义务，让历史上的女性根本无暇无力去建功立业，而有为才能有位，这似乎是古今同理。没有建功立业的人，很难受到重视，甚至很难被视为一个真正独立的个体，更不会入史官的法眼。

不过，对于女性而言，这一切似乎显得更为苛刻，因为她们即便是有了功业，也未必正史留名。真实的历史中，确有几个冲破层层禁锢和重重义务而建功立业的女性，然而她们即便功勋卓著，也常常被史官或有意无意地忽略，或者仅仅作为他人成败的陪衬，淹没在历史的尘烟里。

公元前二六O年，赵括之母，也就是赵国名将赵奢之妻，在赵国生死存亡之际，上书赵孝成王，直言领军打仗将领决定着整个军队乃至国家的命运，其子赵括虚骄鄙吝，缺乏实际的治军才能，“不可使将”。但赵孝成王却哭着喊着要中秦国的反间计，执意用纸上谈兵的赵括替换久经沙场的廉颇。面对国王的执拗，这位奇才卓识的女子见为国献策不成就转而为家族谋利：“王终遣之，即有不称，妾得无随坐乎？”赵王应允。

战争结果真如赵母所料，赵军大败，赵括战死而四十万赵军倾覆。因为有言在先，赵母免于株连，逃过一死，但却活罪难逃：四十万阵亡士兵的家属群情激昂地堵在其家门口要求偿命。夫已死，儿已亡，又没有手持枪械的暴力统治工具可以调动，一般人见了这番架势早就吓得惊惶不知所措，但赵母却不然。

只见她手捧其子牌位，从容地走到一场群体性纠纷的最前沿，哽咽地诉说着自己也正在遭受着同样的丧子之痛，坦诚地表示愿意为儿子的失职偿命，但是她一人之命实在不足以换回几十万牺牲将士的性命，而且当前秦国大军已将邯郸团团围住，赵国危在旦夕，国之兴亡，匹夫有责，当前明智之举是同仇敌忾，救国于危难。众人听后无不为之动容折服，报国图存之心油然而生。

在兵荒马乱中一个生死攸关时刻，在国王愚蠢、大将骄纵、群氓无知的映衬下，这一介妇道人家的胆识、谋略、沉着和机敏，一定让秉笔记事的史官惊得汗流如注、瑟瑟发抖，情急之下找到了那个保全男性颜面的惯用绝招：避重就轻。于是，千百年来，人们只记住了赵括的惨败和纸上谈兵的危害，却忘记了一位女性伟大的胜利和本来应该有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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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结果绝不是缘于史官个人意志作祟，而是由群体性的男权意识所决定的。那么多英明神武的帝王将相，难道还不如一个居家守寡的妇人？可以承认决策失误，但绝不能让一介女子在史书中太过风光。对史料的随意取舍和裁减，以及对女性勇气智慧的轻描淡写和刻意虚化，显示了男性作为权力性别的话语权优势，但也暴露了面对自认为比自己劣势的群体居然如此强大时，内心无比的胆怯和虚弱。

这样的胆怯和虚弱，其实不仅是男性，也不仅是统治者，而是自视高人一等的族类或个体再熟悉不过的。西方中心论曾横行世界文化多年，在那些论者的笔下充满了狡猾、虚伪、奸诈、凶残、愚昧的中国人形象。这实质上是另一种形式的缺席存在：被肆意扭曲、丑化和诋毁。在乐此不疲地对中国人形象进行扭曲和丑化中，西方人心满意足地完成了一次次唯我独大的自我陶醉，但也照见了自己恐惧和虚弱的内心。因为只有怯弱的人，才不敢正视和承认他人的强大。

智慧和勇气不应有性别、年龄、身份、地位之分，也不应有敌我、中外、强弱之别，这本应是妇孺皆知的浅显道理。真正的智慧和勇气，在于对一切人类智慧无差别的认可和吸收，对包括敌人在内的所有对手的礼赞和歌颂，对一切有意义的成败发自内心的正视和借鉴，对一草一木都不等闲视之的悲悯和尊重。这或许已经不仅仅是史官的任务，也不仅仅是男性的任务，而是人类的任务。

（注：文中图片均来自互联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