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海南时，我身边坐着一群十八九岁的少年，车开动时一个个哭的稀里哗啦，窗外那些送行的人也是满脸泪花，一瞬间我觉得场面感人，画面喜人。于是不厚道地笑了一下，顿觉尴尬，赶紧扭过头没敢去看我妈，要不她会觉得我野惯了，没心没肺。我不能让她老人家以这种方式伤心。事实是上了火车后，我妈发微信说:“孩子，你长大了，妈妈看到你没有流泪，还在笑着面对，很坚强。”我觉得这是一个完美的误会。但是那时我二十三岁，我妈还是觉得我刚长大，这让我从心理上很难接受。
半年后的春节，我给家里视频，一阵问候后，我姨说姥爷要看看我，于是我又对着屏幕一顿猛祝好，姥爷只是一个劲儿的“嗯，嗯。”他八十多岁了，前几年耳朵不好了，听不清话，在家时和他说话也是一个劲儿的“嗯”。后来我姨又说姥姥知道我要去海南时曾问过那么远能不能不去。大学至现在的五年，大部分时间在外地的我第一次有了买张车票奔回家的冲动。
在大学毕业收拾东西时我发现了一叠厚厚的火车票，粉红粉红的，也有蓝的，从拉萨到西宁，再到西安，到郑州，从新乡到吉首，到张家界，到上海，然后是苏州……当时还有点自豪，对着室友说:“看，绕中国差不多一圈了。”他们说:“傻逼，毕业了，你高兴个啥。”我不服，说他们不懂，不懂挨着洱海的昆大铁路，不懂青岛火车站的美，也不懂八百里秦川的雄阔和无人区的风雪。后来我想起这事儿发现，其实他们最不懂的就只是“毕业了，你高兴个啥。”
现在毕业也快一年了，说不想念学生时代的都是小人。我就曾望着挂在椰树上的夕阳想起了那个叫党春秋的姑娘，她在一个大雨后的自习室和我相遇；也在跑完十二公里后想起那个在健身房里遇见的姑娘，我对Z友说:“嘿，她身段是我遇见最好的，据说健身两年了。”但是我最正经的想起学生时代是在一次洗澡时，有个阿弟一直用他的小音箱放着《北京东路的日子》，那段时间自己一直不顺，所以心里暗骂“我去你妈的日子”，然后心里奔溃，狠狠搓洗自己的头皮。没错，我是没有参加正经的毕业典礼，但我正经的上过学啊，于是在那个雾气缭绕的房间里我用赤诚的身体正经的怀念了我的学生时代，怀念那个微微的啤酒肚，怀念那个胖过的脸盘。然而我也知道我不怀念那个身份，只是怀念那时的生活。
那时候我曾在大研古镇跟人摆地摊，颗粒无收。后来到了大理，住同屋的一哥们儿听说后拽着我到古城请我喝了一瓶风花雪月，说:“赚钱嘛，不要急。”我那时一肚子火，但是喝了人家的酒，不好发作，只能附和:“对对，不能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心里骂到“狗P，你兜里揣三十块试试。”那应该是二十年来最潇洒的时候，没有女朋友，没有存款，所以也没有太多少年的忧愁。这话我常对室友说起，他们不鄙视我，他们会说“你有房啊。”为此我很郁闷，一度觉得他们无知，在此想解释一下拆迁无罪，不是所有的拆迁户都是暴发户，毕竟全中国几十年也就出现过那么几个“雄安”。
这里我还是得谢谢我妈，除了给了我这条命，还让我不惧生存，二十多年来没让我饿过，还帮我解决了“房子”这个现代青年的焦虑问题。虽然我并不打算接受这个房子，但每次打电话回家我妈问起我装修意见我还是会提一些，比如那个大点儿的桌子，大点儿的书柜，买个双层床。我二十三了，确实得让她老人家觉得我从心里安定下来，即使我还在外飘着。他们这辈人经历过灾荒，饿过肚子，最懂得生存，在他们的观念里有了房子才有家，有家就不会饿着，就能活。
我不这样想。来海南之前我一直寻思着去趟色达，那时我妈整天催我去看看房子。我想看的只有天葬台的石碑，全是生和死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关注这个话题是从大学图书楼的经史哲学书库开始的，太深奥的不懂，唯独“生死”二字，想在心理上得到一种自我的超脱，变得坦荡些。然而色达没去成，成了迄今心里的一个结。不过一定会去，不管还要过多久。就像二十一岁独自奔去拉萨一样，那是十五岁时我跟同桌打赌，小姑娘那时候白白净净，奶声奶气地说:“你要真去成了，我给你200块，没去成你给我200块。”二百块啊，对一个穷学生来说就是黑网吧的100个小时，会员的话更久。我没怂，接下了这个赌。六年后我走出拉萨火车站时，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当年那个跟我赌200块钱的小姑娘叫什么名字了。
时间匆匆而过，少年也要远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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