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两会，“减负”被正式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这标志着，中小学生课外负担重问题将成为政府下大力气解决的重点问题。
“减负”是个老问题，是教育的顽疾、痼疾，长期以来没有得到有效根治，是因为其成因复杂。而越是复杂，就越需要仔细分析，牵住“牛鼻子”。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仍然供不应求是重要原因，校际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还不够均衡，父母让孩子“上好学”的强烈愿望与教育发展“不平衡”、“好学校”供给“不充分”的矛盾，使受教育的美好愿望，异化为了“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焦虑，纷纷将孩子送到县城、大城市的学校中去，导致了大班额的发生。
同时，社会上的用人观和分配制度不合理也是重要原因。单位招聘有学历门槛，很多单位在招聘时明确要求博士生、硕士生，甚至限定学校的排名和档次;不同学历、不同背景的收入差距过大，这都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父母们的教育焦虑。
从社会层面来看，公众教育素养的相对缺乏也是重要原因。什么是好的教育?是为了考取一个好的分数，上一所好的学校，还是为了让人的发展更完善、更幸福，更好地成为他自己?当这些问题没有看清楚、想明白的时候，教育的过程就容易被异化，异化为流水线式的工业化生产，异化为用“邻居家”的孩子来评价自己的孩子的盲从。因此，提升整个社会，尤其是父母的“教育素养”，是当下最迫切的工作之一。
首先，需要像精准扶贫那样，确定责任人，限时、定点地尽快消除大城市中依然存在的薄弱校。另外，在各地成为择校热点的所谓“名牌学校”，它们往往是地方政府采取特殊政策“打造”出来的。这需要地方政府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依法行政、依法治教，不是打造少数“超级中学”、名牌学校，而是通过均衡教师资源配置来缩小学校差距。
其次，还需要积极回应家长需求，解决一些具体问题。需要给学校一定自主权，用多种方式满足家长实际需求;同时要解放思想，打破在经费使用上的清规戒律，激励学校把好事做好。
最后，还需要规范民办学校的行为。在上海、杭州、成都、广州等城市，择校已经变为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生源竞争。由于民办学校拥有招生优先权，使得部分公办学校逐渐呈颓势，趋于平庸化。这违背了发展民办教育是为了增加教育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初衷。因此，需要重新审视和处理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关系，保障基础教育的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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