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细回忆起来，我真正意义上阅读纯文学作品是从日本文学开始的，其中又以战后文学为甚。
众所周知，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密切而复杂的关系。文学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同时也是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和反思，这种关系使得文学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而战后日本现实状况的复杂多样在日本文学上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军国主义继纳粹德国之后，被迫无条件投降。战败是日本自明治以来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重大事件，日本社会经历了一个由战时状态向日常状态的转换。这种转换深刻地体现在日本的各个方面——不仅改变了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还使长期受禁于军国主义统治的广大人民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一切都为文学家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各种可能与选择的适宜环境，于是这一时期, 日本文学领域中文学理念纷杂不定，各种流派不断涌现。
二战后，首先打破战争时期的沉闷、充分享受言论自由、抒发内心怀情的是许多战前已负盛名的老作家。他们为“填补战争中的文学空白”,“解救文学的饥涡”,纷纷拿起被迫搁置多年的笔，给日本战后初期有待振兴的文坛上留下了许多杰出的文学作品，如志贺直哉、川端康成等等。但这些作品的实际内容大多与战后的现实无关，从艺术风格来说大多保持了战前名作家原有的特色，延续了战前日本文学的一贯传统。
如果说复活的老作家的创作继承了各种艺术流派的传统，远离战后的现实主体，只是战前文学的延伸。那么，战后派文学是真正生于日本战后现实之中的文学流派，是在日本社会主体发生变革，美军占领下日本失去真正自由，对滋生军国主义的战前日本传统文学产生动摇这一社会背景下产生的。战后派文学是对战后新开始写作或是战后开始兴起的一类作家的统称。其中又被分为三类，一类是像三岛由纪夫（他并不算特别典型，对此有争议）、梅崎春生等写与战争直接相关题材的第一战后派作家；第二类是出生年代稍晚，甚至并未经历过战争的第二战后派，写战后余波——描写战后的现实、新日本的作家，以安部公房、大江健三郎为主要代表；最后是更晚的第三新人，在他们的写作中已经基本上看不到有关战争的痕迹，这一类作家我没有看过，基本上不太了解。
在众多战后派作家中，我阅读的最多的是第二战后派中的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战后日本被美军占领，与德国不同，日本虽然仍存在一个日本政府，但是日本的主权实际上是归美国所有，日本政府只算是一个傀儡政府。整个日本社会在此情况下可以说是彻底西化，与世界相接的大门被打开，巨大的转变使得世界性在日本文学中逐渐显现，这在安部公房和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中皆有所体现。
首先是安部公房，在我看来，作家可以被粗浅的分为两类，一类是典型的民族性作家，所写内容和情调大都含有强烈的民族情结，有一定的区域特色；而另一类作家则可以被称为世界作家，所写的内容没有背景，或是所选择的背景适用于所有人类，甚至所写内容不需要背景，这类作家的作品展现的是全人类的缩影。在日本文学中，虽说先前的芥川龙之介有世界性的影子，但真正严格意义上来说，安部公房才可被誉为日本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作家——一位跳脱出日本本民族，完全用世界视角写作的作家 。作为一个典型的存在主义作家，他将卡夫卡、加缪、萨特的存在主义小说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在他的小说里，没有背景，也完全抛弃社会情境，他抽象地将人类的缩影、人的处境、人与身份之间阻断以模型化的方式塑造出来。在《砂女》《墙》《他人的脸》等等作品中，安部公房运用存在主义哲学对现代化下资本主义社会中人存在的荒诞、异化的危机等现代社会问题进行剖析，这在当时的日本文学中可谓格格不入，安部公房也因此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前卫的作家。但“前卫”这一表象下潜藏着他对人的“存在”的关注与思索，他的作品始终贯彻了存在文学的内涵——“对人的境况、人存在的感受以及面对着人的状况、人的存在状态而提出的主张”。他通过"疏离感"表述人存在的荒谬,用自我文学实践了存在主义对“人的存在”的关注。此外,将"变形"作为主要技巧来反映"异化"主题则是安部作品的另一重要特征。在安部公房看来，文学要表现的现实并不是那些我们己经认知的、存在于意识之中的东西，作家必须去发现现实，发现隐藏在潜意识中以及被意识忽略的现实。现实展现出来的素材不是平庸的日常生活表象，而是现代人内在的不安、恐惧等现实感受，以及被秩序、理性所掩盖的荒诞现实。
其次是作为日本唯二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大江健三郎，大江健三郎大体上与安部公房是同一个方向上的作家，但大江健三郎要比安部公房更退一步。大江健三郎受其个人独特的人生经历影响颇深，他的长子患有先天性脑疾，这对大江健三郎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致使他最终选择了与残疾儿共生之路，《个人的体验》等诸多作品就是以他的这种人生体验为素材创作的作品。以及此后从残疾儿“共生”之路延伸出的“共苦”之路，他关注广岛原子弹爆炸等问题,同时还开启了一种面向“他者”的视角,这是日本传统私小说缺乏的元素，大江健三郎作为一位坚决的探索者，一直在黑暗与痛苦中不停地摸索前行,为日本当代文学展示了一条通向希望之路。不仅如此，他的书更多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就像他自己在获奖感言中所描述的那般，在他的作品中还有一个孕育于日本战后现实环境中的显著特点——展现日本战后的暧昧状态。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一百二十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暖味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暖味，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暖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既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未尾,直至今日。”
摘自大江健三郎诺贝尔文学奖演讲.
朝鲜战争后，日本经济回归正轨,同时日本成为美国的反共桥头堡，日本战后派文学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社会环境。所以，作为战后派文学的后继者,大江的文学探索必然充满了痛苦，这也深刻的体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万延元年的Football》之中。
除此之外，日本战后文学在还存在着一类奇葩——“无赖派”文学——在战争废墟上产生的无赖派颓废文学的作家所面临的则是战后初期日本社会的动荡不安、权威的丧失、价值的颠倒。日本战败后,人们不仅失去了战前的“效忠天皇”相“完成圣战”的精神支柱,而且在战后初期也失去了生存下去的物质条件，人们残酷地被强迫遭受着精神与肉体上的苦难。“无赖派”文学作品再现了战后日本百废待兴的一片荒凉景象，日本天皇制的瓦解直接导致了贵族阶级的名存实亡, 使其由名门沦为权力结构的边缘, 成为无声甚至是被打击的存在。无赖派文学的作家大多是日本华族子弟，他们一边对清除旧秩序、旧价值后获得的自由生活感到愉悦；一边又对突变的世态不知所措，因茫然找不到出路而苦闷，在否定既成秩序与价值观中走向了幻灭与堕落。这是一个与当时日本文学流行的社会认知态度和文学理念截然相反的文学流派，他们具有叛逆精神, 反对旧的伦理, 甚至用“堕落”行为反抗战前的非人的生活, 与战后的社会现实相对峙。从无赖派作家的生活到他们的作品及作品中的人物, 都充满无赖的味道, 他们主要以消极的、悲观的、颓废的眼光, 来表现日本战后初期的社会面貌, 表现了日本国人由曾经强盛到衰败的凄凉忧伤和空虚无聊及战后的动荡和混乱, 并刻意渲染一种病态心理和受压抑的性苦闷倾向，作品中到处充满着颓废与堕落气息。体现在在文学观念和方法上则是反对近代传统的纯客观描写, 要求摆脱传统小说的束缚。
“无赖派”文学是战后初期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虽然在日本战后文学史上虽然产生了很大影响, 但存在的时间并不算长。大约出现在1946、1947年达到高峰, 1948年后开始走向衰微。主要以太宰治、坂口安吾、石川淳、织田作之助等为代表。最近几年，太宰治的《人间失格》在国内引发了一波阅读热潮，特别是“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几乎变成了当代丧文化的代表。但是，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是非常反感这种将太宰治简单归为丧文化代表的做法，太宰治复杂的人物个性、他的作品与行为并不是简单的丧所能概括的。太宰治文学思想意识是在其所处时代环境、生活阅历和文学创作经历的基础上形成的。太宰治三个不同文学创作时期的时候——前期的错乱、中期的迷茫、后期的败北——应与其左翼运动崩溃时代、战争时代、战后迷惘时代相呼应,其都是由其本人的性格天性和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所决定的。太宰治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并且算是在当时所处地区较有权势名望的富豪地主，他的一生，在物质方面可以说是没有什么痛苦可言的，由此他身上的痛苦更难以治愈，是精神上的、形而上的痛苦。太宰治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原来的阶级，在他的文章中通常能感受到一种原罪感，一种源于他对原生家庭的厌恶和对家人之爱这两者间难以调和的冲突所带来的罪恶感。太宰治的性格背负着一种不得不受伤以致于接近错乱的宿命式的东西, 总是充满矛盾的思想——渴望幸福而逃避幸福，在不断追求死亡的过程中又同时存在着对于生的欲望，我将要死了，但我要活着。并且，自田山花袋的《棉被》以来，“私小说”成为日本文坛的一大风尚，太宰治的《人间失格》更是将此传统加以延续。他将自我的剖析诚实的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他的怯懦，挣扎，美好和阴暗面——都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诚实的面对自我，也是一种天赋与勇气。日本著名文论家平野谦将日本“私小说”分为调和型与毁灭型两大类别。调和型面对作品表现的中心矛盾，总可找到解决的出口，代表作家是志贺直哉等；太宰治则是毁灭型“私小说”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此类作家的作品人物乃至作家自身常常找不到解决中心矛盾的方法，最终只有趋于毁灭。于是，作为“昭和文学不灭的金字塔”的太宰治以无赖派的无赖方式“自杀”结束了其文学生涯。
纵观以上风格迥异的不同作家，时代的影响是不应该被轻视的。但是作家所选择的文学道路，究竟是取决于他本人的资质性格与人生经历，还是取决于环境和时代，的确是很难轻易断言判定的。但不论如何，优秀的艺术家无一不既是命运之子, 同时也是时代之子。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