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事件
10月8日，河南一中学举行手机销毁大会，几十部从学生没收来的手机被扔进水桶，用锤子猛砸砸烂。学校工作人员说：“家长都很配合，一切都是为学生好。”
我们当然要引导孩子合理使用手机，但永远不该办什么“手机销毁大会”。
因为，这根本不是为了孩子好。我们不过是为了个好成绩，把孩子当成了犯人，打造了个监狱，进行暴力管制罢了。
错误一：单一化孩子的身份
大部分人都是以“多重身份”生活的。
你永远不能只作为公司员工活着，你还得是子女、父母、朋友。
你也永远不可能只为一个目标活着。难道你会为了业绩，就选择抛妻弃子、出卖朋友吗？大部分人都不会的。我们都是在不同的角色里切换，找到生活的平衡点。
但是，有两类人的身份是被剥夺的。
一是犯人。
他们被强制放到一个孤立的环境里，只剩下一个身份：有罪之人。他们只被允许做一件事：赎罪。他们的生活是不用找平衡的，一心一意地改过自新就可以。
换句话说，他们其实是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权利。
第二类人就是被粗暴教育的孩子们。
他们的生活里只有读书一件事。大人们会动用一切手段，禁止和考试无关的一切。
他们和犯人一样，都被剥夺了“正常生活”的权利。
当你剥夺他们的手机并将之砸碎时，你剥夺的是他们的社交权。
我曾经问过我家小朋友，他为什么要玩王者荣耀。他告诉我，玩得好的话，就能和同学们吹牛逼了，特别有面子。对他来说，手机游戏提供的是谈资，这是一种社交需求。
你肯定也有一样的感触。为什么要刷微博？不知道点八卦，午休的时候怎么和同事聊天？为什么要翻朋友圈？女神说自己感冒了，你还不得抓紧机会，第一时间私信慰问吗？
没有人会愿意成为一台“工作机器”。老板让你加班的时候，你还会不乐意，嚷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不是为了孩子好，只是把痛苦强加给了他们。
错误二：简单化问题的本质
砸掉孩子的手机，不过是暴露了我们自身教育水平的低下。
兴师动众地搞一个“手机销毁大会”，无非就为了宣布：手机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东西！
这种非黑即白的二元观是不是特幼稚？只有小朋友在看动画片的时候，才会说大灰狼是坏蛋、小红帽是好人。
长大后，我们就都知道，狼吃人，不过是动物的本能而已，没有善恶之分。我们甚至还会反问：人吃肉，难道不是一种罪孽吗？
如果我们只按照一个简单标准来认识这个世界，结果是非常可怕的。希特勒就是鼓吹的“血统论”，把人按种族划分，非日耳曼民族的，都是下等人，可以肆意屠杀。
我国的十年浩劫不同样如此？按政治背景定义人的成分，所以才有了“黑五类” 和“臭老九”之说，才造成了无数荒谬的悲剧。
巨大的恶，往往产生于一个极其微小的种子。教书育人的本质在于培育善的思维，而头脑简单的高分学生哪有足够的理性去辨识极端思想呢？他们更可能会成为罪恶的帮凶。
更何况，简单粗暴的下定义，也只会让孩子们对世界产生更多的困惑。
为什么我不能用手机，但隔壁孩子就是成天捣鼓app开发，还被名校录取了？
为什么读书的时候，手机不是不好的，一到工作，移动互联网就成了最大的风口？
如果手机是个坏东西，那为什么制造手机的乔布斯反而受人尊敬？
……
手机砸得爽吗？自己说的话，圆不回来了吧？
承认吧，归根结底还是我们大人们太蠢，连问题都找错了。
这事和手机的好坏根本没有关系，我们其实是想教会孩子怎么保持关注、高效地利用时间。
这明明就是一个时间管理的问题，怎么就跑题到科技道德了呢？
最讽刺的是手机本身就提供了更科学的时间管理办法。
除了各种时间管理类App外，国外甚至还有一家名叫“多巴胺实验室”的公司，专门提供“手机戒毒”服务。公司的创始人曾经是神经科学家，他发现，一些应用程序的设计会促进人的大脑释放一种叫做多巴胺的化学物质，让用户感到愉悦，从而无法自拔。
于是，他们从神经科学的角度，研发了一系列手机应用帮助“手机上瘾者”改变使用技术的习惯，真正做时间的主人。
科技提供了那么多解决方案，但偏偏大人们就是选择了锤子。
难道砸了手机，就能够从此无欲无求，一举考上北大清华吗？这又不是化学阉割！
我们上学的时候，没有智能机，不照样也能找出100种浪费时间的方法？就算拿着一台文曲星，也照样能玩一下午贪吃蛇。
我们明明可以坐下来，和孩子一起聊聊时间的价值，然后制定一套时间管理的方案。既其乐融融又直击本质，为什么非要闹得鸡飞狗跳还屁用没有？
对不起，这种恶趣味，怎么能叫“为了孩子好”。
本质：成人的傲慢摧毁了孩子最宝贵的能力。
从小到大，最讨厌别人说：“我是为你好。”
我学习过14年的民族乐，很多人对我说：“放弃吧，学艺术有啥用？我是为你好。”
他们永远不愿意听我说说，音乐带给我的快乐，教会我坚持的价值。
我独自一人来到上海，从零开始做金融的时候，总有人对我说：“换个行业吧，女孩子为何要那么苦。我是为你好。”
他们永远不会明白，我为什么愿意每天工作14个小时。
我放弃百万年薪，辞职创业的时候，总有人对我说：“为什么这么折腾？老老实实做富太太吧。我是为你好。”
他们永远不会理解，我在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我由衷感谢他们的善意，但同时，我也无比厌恶这背后的傲慢。
说出这话，就意味着他拒绝了和你沟通，要直接对你采取强制措施。
他为什么不先问问你的意思？因为他觉得你还太年轻、能力还不够，不能听懂他的话。所以，他认为商量这个步骤是没有意义的，费时又费力，还不如直接硬塞给你一个最终答案。
换句话说，他觉得你还不够格和他平等对话。
但是，过去的经验真的就行得通吗？真的就不需要考虑个体差异吗？
我们小时候，也这样被大人们“坑”过。
当年，大家眼里最好的职业是公务员，再是国企员工。不但稳定还能捞油水，那是妥妥的“铁饭碗”啊。
但结果呢？如今，体制内的80后们，眼看着互联网行业的同学们混得风生水起，自己却只能守着一份万年不变的工资，扼腕叹息了。
更可怕的是，这种成年人的傲慢，会让孩子们习惯于接受答案。
但很多时候，提问远比答案更重要。
掌握提问的能力，才能手握藏宝图。许多商业帝国的源头，就是一个小小的发问。
Netflix是美国最大的在线影片租赁公司，市值超过660亿美金。当时，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发现，很多人从音像店里租电影看老不按时还，就得交滞纳金。于是他问自己：“能不能不付这笔钱？”顺着这个问题，他发现大部分人不是有意不还，只是忘性大或者嫌麻烦而已。
于是，Netflix就诞生了，你可以在线选片，Netflix来给你快递上门，看完了还有人来上门取走。
Airbnb的起点也不过是两位创始人的提问。偶然的一次机会，他们发现每年商业会议，旅馆都会爆满，于是他们提了一个看起来匪夷所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把沙发组给他们？”结果，第一次尝试成功了。
之后，他们就更胆大了，提了一个更天马行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能帮别人把沙发组给别人呢？”两次大胆提问，造就了今天全球最大的在线家庭旅游。（关于Netfilx和Airbnb更详细的分析，可以点击蓝字，收听节目）
像孩子一样提问，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能力。最简单的问题，往往是通向真理本源的起点。
如果孩子发问：“什么是钱？为什么土豆不能作为钱？”大人们往往感到不耐烦：“这种常识问题有什么好解释的呢？你就记住，红色的毛爷爷是最大面额就可以了。”
但是，其实这背后是极为复杂的货币理论。而产权经纪学大师Armen Alchian在谈论货币理论的时候，往往也就是用这两个问题作为开头。
孩子们的问题，其实才是最难回答的。
我曾经被小朋友问过这样3个问题：
“我是怎么来的？”
“什么是死亡？”
“什么叫爱？”
这里任何一个问题，都能够写一本哲学专著了。有多少先贤花了一辈子，就为了思考清生存或者死亡的问题！
最让人惭愧的不是我们回答不上来，是长大后的我们，已经问不出这样震慑灵魂的问题了。
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感慨：“现在的人，现象问题回答的多，基本问题却研究不透。”
可是，现象无穷无尽、千变万化。只研究现象的人，永远只能浅尝辄止。一旦某些因素变化，导致现象不同，你又得重新来一遍，一辈子的时间都花在了就事论事上。
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可怕的后果：我们的年龄在增长，但思维能力却在不断退化，思考问题反而越来越浅了。
当我们作为过来人
以仍然无用的经验而沾沾自喜的时候；
当我们作为成年人
其实思考深度还不及孩子们的时候；
当我们作为父母
却毫不留情地摧毁着孩子们提问天赋的时候；
我们究竟哪来的底气说“都是为了孩子好”？
我们明明是那么得残忍又武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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