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顿下来后,没几天，正式的务农劳动就开始了，我们要和农民一样下地干活了。一个个十七八岁风华正茂的少男少女们，穿上破旧的打着补丁的棉袄,戴着手套、捂着口罩,围着围巾,全幅武装地出工了。冬天的活大都在队部里,女生搓苞米粒,劳动强度不大,后来才知道,这是农村最轻松的活了,可我们劳动效率低,成本可不小,没一会，手套磨破了,手指搓起了泡。男生跟着社员在队部院子里修农具，干杂活。他们毕竟善于交往,很快就和社员们熟悉起来,我们也随着叫着刘大哥、张大嫂的。
文革的风暴荡涤着祖国大地,这个中国版图边缘、大山尽头的小山村也照样有阶级斗争,尤其来了一些出身贫下中农、富于造反经验的红卫兵小将,掀起了村子里革命的高潮。白天出工干活,晚上要上队部开会、搞阶级斗争。这个村里大都是贫下中农,只有一个解放前在国民党部队的老兵,他就是当然的斗争对象.吃过晚饭,村民们集中在队部里,坐在炕头上,蹲在灶坑边,抽着烟,满屋烟雾繚绕,呛得喘不过气来。
这是造反派大显身手的时候了,王、刘几人想出个绝招,在老兵的脖子上挂一个水桶,边审问边往里倒水。水越来越多,老兵的脸上流下汗来,水桶把老脖子勒得深深得都要出血了。女生们吓得面面相觑,心有不忍,窃窃私语,他们才算停了手。回去后,大家都说这几个男生太狠了,要文斗不要武斗,干么要用这种残忍的手段呢？几个男生也许良心发现，这种批斗形式仅此一次，再没搞下去。
晚上折腾完,第二天照常出工,奇怪的是老兵对这些小知青们并无怨恨,反而很是友好,教他们怎么修工具,怎么干农活,可能是他很能理解这种斗争行为,对这群来之城里的孩子们充满善意的宽宥。听到女生的议论谴责,后来的斗争形式文明多了,那种残暴的形式仅此一次,但留给我们心里深深的伤痕却永远磨灭不掉。
集体户的六名女生中,有出身成分好,根红苗壮的贫下中农；还有出身不好，家庭有历史问题的,平时也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但遇到是是非非的矛盾，这种结构自然形成了两派。
知青下乡的第一年,由国家按城市人口供应口粮,享受每人每月3斤大米2斤面的待遇.一帮孩子不知有计划地安排生活,有好的不吃孬的,顿顿大米饭,让这些见不到细粮的农村人看着眼馋。有一天,轮到他们做饭,早晨吃完饭大家都上工了,晚上回来后,大家一看吃的是苞米饼,就说:"不对呀,早晨吃剩的大米饭还有不少呢,怎么不吃大米饭?"有人就到厨房找,果然没有了,连盆都没了,是令人奇怪.于是几个人就开始找开了,没想到,找来找去,几个男生在队长家找出了饭盆,问题出在哪,不言而喻.大家面面相觑,队长与嫂子都是一脸窘相,十分尴尬.
倒是我们自己集体户里几人的矛盾越来越大了。两派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影响很大,搞得大队长宋文玉不得不将解决我们集体户的矛盾纳入他的工作之中,每天干完一天活,吃罢晚饭就得跑上几里地到我们户里来,给我们开会,解决问题。大队长人很好,总是笑呵呵的，把知青当作孩子看，他希望我们能通过交换意见,解除矛盾。他让我们两派各选一个代表发言,我是我们派的代表,收工后，赶忙吃过晚饭，就趴在油灯下认真地准备着发言稿。尽管油烟熏得两个鼻孔黑黑的，但每一次义正词严、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地陈述、论辩，都让我很有成就感，我的演讲口才也许就是这样练成的吧？
集体户里的铁三角
但这种生活中鸡毛蒜皮的事“剪不断、理还乱”，是无法断清是非曲直的。我们这些初茅庐的小青年却觉得这是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不谙世事的毛丫头们，没完没了地纠缠着，折腾大队长劳苦一天后还要奔走几里地来给我们解决矛盾，他多操心啊！每晚回到家里都得是半夜三更，山里走夜路，他不怕遇到狼吗？也正是大队长的尽心尽力，使我们的矛盾得到缓解，集体户逐渐安宁下来。
现在想来，“饭盆事件”实在是我们小题大作，让队长情何以堪？我们本就出身不好，何必咄咄逼人呢？这里人难得吃上白米饭，给他们一点又算什么？他心里记恨我们,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可是我们那时很不懂事，就想不到这些。但在以后的日子里，并没发现队长对我们有任何的偏见，多好的人，多难得的胸怀啊！
几十年后终于找到大队长的儿女（左右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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