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陈同学认识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召开前夕，刚刚结束了高二的我们，就集合在了高三的教室里，补习功课。
高三是新的班级，周围都是陌生的同学，我那时成绩还可以，性格却比较内向。我埋头苦读，只和为数不多的熟识的几个同学来往。所谓的来往，无非课间出去聊一聊，吃饭一块儿去饭堂。我表现的默默无闻，用老师的话来说就是不显山不露水。
陈同学也很低调，几乎埋没在仅可以坐满前两排的女生里了。给我的印象就是很踏实，执着于学习，喜欢和老师交流提问，成绩在班级十名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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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的校园里，回荡着《我的未来不是梦》、《栀子花开》的歌声，听得人激情澎湃。每周的升旗仪式，都有宣誓环节，几千名充满青春活力的学子，高升呼喊“只争朝夕，奋勇拼搏；艰难困苦，绝不退缩；挑战极限，追求卓越”，宣誓完毕，大家喊出自己的名字，连同自己的压力和激情一股脑儿宣泄出来。印象深刻的是，课间铃声一向，几个教学楼里同时冲出一大群同学，手提各色暖瓶，开启狂奔模式，目标开水房，只为那一壶开水。而奔波的人群中，有我，也有她。
开饭同样是很壮观的景象。自习课已耗尽了我们的能量，大家早已饥肠辘辘，算好时间，已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只待那下课的铃声。铃声一向，整个教学楼都沸腾了，“静若处子，动若脱兔”来形容恰到好处。高三就是在奔波中艰难的度过了一天又一天，清晨，我们与朝阳同行，迷迷糊糊却充满激情；夜晚，我们与星辰为伴，疲惫不堪却充实满足。
那时一心学习，和陈同学没有太多交际，顶多算得上暗暗佩服。如今印象深刻的是，我们在距离高考前一个多月的五一，学校放假一天，那一次我没有回家，可能是不想面对父母而徒增压力吧。学校中午放假，第二天下午开学，要上晚自习。毕竟是放假，好不容易放松一下，但第二天早上，生物钟唤醒了我，我便睡意全无，条件反射的走向教室。在教室里，却已经有好几个同学了，陈同学已经在早读了。
后来，陈同学说想要去看看手机店看看，也许高考以后就会买，我们几个同学都是欣然同意，一块儿考察。在2009年，手机还是个稀罕的东西，有同学拿个直板手机，可以打电话、发短信，都令我们羡慕不已。但我们毕竟都是穷学生，除却家里，就没有经济来源，买手机也不大可能。所以，几个人在手机店里，就是一看二问三比较，店员一听我们说“我们先来看看，高考完过来买”，他就没了耐心，对我们爱搭不理。我们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对手机有了初步了解，陈同学也有了心仪的手机，便打道回府。
最后的一个月，老师已不再给我们压力，转而培养大家的信心，可我们的压力却与日俱增。农村孩子，在高考这个独木桥上，面对未知，别无选择，只能勇往直前。高中毕业了，我们全班一起合影留念，在行知楼前，周总理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大字和我们全班闪烁着青春光芒的脸庞一起定格。
高考终于来临了，一场暴雨不期而至。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我的心就像雨水一样碎了一地。考完的那一刻，我已经做好了来年再战的准备。估分报志愿，一向比较看好我的化学老师，看到我估算的分数，真诚的说“你再估估看，都是按步骤给分的，看是不是少估了”，我反复了几次，还是那样，有种辜负了老师期望的感觉。估出来的分数，刚刚过一本线。
报学校就让我崩溃了，这么尴尬的分数，一本学校都不敢报，二本的学校又有些不甘心。关键问题是，我不清楚自己的兴趣所在，小时候还可以说“我长大了要当一个科学家”，可长大才知道，科学也细分了很多学科，而自己也没有多喜欢或是多擅长哪一个。回家里，希望父母能给指示方向，指点迷津，土里刨食的父母给出的方向有两个“老师或是医生，老师体面，医生无论何时都不愁找不来工作，不行了还可以回来自己开个药店。”
老师工作体面，社会地位高，但工资微薄，再加上老师们和我们闲聊时总说语重心长的告诫我们“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以后还当老师，我们在这里看着一茬茬学生越来越远，而我们却还待在原地”，总之，我对当老师兴趣不大。
而当医生，说不上有太多的兴趣，但也不反感。从小目睹母亲被疾病折磨，为了省点医药费，而依靠头疼粉缓解症状，却倍受折磨。多少次我告诫自己，还有母亲、外婆，长大了我要当医生，给母亲治病，这时她们都会摸摸我的头说“娃真乖，真懂事”。
出身农村，家庭条件不好，我还有一个想法，要为父母减轻负担，而提前批的军校，作为一个机会，也进去了我的选择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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