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想说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发生的几件事。对于我来说，这几件事至今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不吐不快。因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在那个特殊时期每一个人都要戴就是毛主席像章，每一个人手上都得有一本红宝书。我们家有一张全家福，每一个人老老实实地捧着红宝书戴着毛主席像章，特殊时期那个就是我们的正确表现。伴随着“文革”的深入，流行最持久的潮流无疑是军装热。那年头，举国上下，无论男女老少，城里乡下，能穿上一身军装（最好还是要洗得发白的旧军装，那是老革命的标志），成了最值得骄傲的时尚。与之相配的是红绸子做的袖章，佩戴红绸袖章的右手高举过头式：“报告！”“早请示晚汇报”；还有风靡一时的“忠字舞”。我父亲所在单位每天上午、下午都会有跳忠字舞的队伍在马路上训练，就在单位正门“为人民服务”的红底黄字水泥牌前面整齐划一，大人不苟言笑地认真完成任务，小孩儿在队伍里面穿来穿去疯跑。总之感觉大人很可笑，两眼发光、四肢机械运动、牵线木偶似地跳一种夸张的舞蹈（拽步舞师太），每一个动作都很夸张、僵且硬的那种，全然没有舞蹈原来的趣味。
文化大革命中也有发生的温馨的小故事。就是在我们家里，我小时候特别容易生病。几岁的时候几乎每一个月我都要生一场病，感冒了就发高烧，挺吓人的。我爸爸工资不够用，到了一个的月中下旬遇到我生病就要出去借钱上医院去看医生。有一次我爸爸问了几个邻居都没有借到钱，没招了就找去军代表。军代表是穿军装的大领导派驻地方单位主持工作的，一般人都不敢去敲门。我爸爸在门口徘徊了好久，最终鼓足勇气去找他，说我女儿发高烧生病了，没办法急着借钱看医生。军代表二话没说，立即就掏出五元钱来。我爸爸妈妈一直念叨这件事，说我们要感谢领导，是他关键时刻帮忙解决困难。当时我爸爸回来的时候给我们讲：你们都不相信吧，我这个钱是找军代表借的。指指天上，大人物也帮我这个小工人。
还有一次发生了一个奇怪的案子：有人发现在卫生间墙上有粉笔字写的反动标语。第二天就要全体清查，就要查这个标语是谁写的。没有人出来承认，只有互相揭发。后来东找西找，据说发现了四五个可疑的人，让他们写坦白材料。接着就看见墙上一夜之间贴了很多大字报，揭发谁可能是这个写反动标语的人。有很多人都被关起来了，让他们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每天出现更多新的大字报写揭发材料，有的是一个办公室的人揭发他的同事，也有一家人揭发自己的亲兄妹的。折腾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查出来，事情不了了之了。
我家幸运地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串联的时候找回了我的姑妈。姑妈那个时候十多岁正在上中学，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们红卫兵就不再上学了，停课闹腾。我姑妈是爸爸家里唯一的妹妹，排行第四，后面还有个弟弟。因为家里穷，姑妈是送给别人的，所以家里哥哥嫂嫂一直四处打听想找回妹妹。有一天听人说在我们单位隔壁的电力设计院有一帮红卫兵，刚从北京串联回成都 ，里面有就我的姑妈。我妈每天都到电力设计院去找那些红卫兵，一群一群的去打听有没有人知道我姑妈的名字。因为我妈妈也没真正见过姑妈，家里就只有一张小时候的照片。那个时候的照片就是黑白照片上面涂的颜色，我妈妈就凭那一张照片真的在西南电力设计院把我的姑妈给找回来了。有一天，她兴冲冲的跑回来，关上门，悄悄告诉我们，“我找到了，我找到了，我问了很多很多同学，都穿一模一样的军装，戴红袖章。问来问去，终于有一个同学说颜学华在她班上”。她在二班，在那个地方，一个小姑娘就顺着手指的方向把我带过去，结果我真的就看见照片上眉眼长得很像的一个胖胖的圆脸姑娘。我姑妈本来叫李学华，后来送给了一个姓颜的大爷家里，他们家没有自己的孩子。那个时候还在襁褓里就抱给别人家，李学华被改名改成了颜学华。我妈把她找到以后，她就每天从隔壁电力设计院到我们李家来吃一顿饭。但是这顿饭不能吃得太饱，回颜家还要晚吃饭；又不能回家太晚，怕被怀疑。所以自从找到姑妈家里都会提前吃饭，吃了以后她回颜家装作若无其事，怕他们知道这个抱养的姑娘又找到了自己家里的哥哥，以后搬家不让亲人看。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才几岁，有些事是大人那里听来的。那个时候东郊的工厂大部分都是大型的国营企业，人数众多，派系斗争频发。有一天晚上半夜的时候就听到父母喊赶快穿起衣服，冬天几层衣服刚胡乱套上，父母拉起我们就朝楼上跑。大家你追我赶上了五楼的顶上 ，趴着手抱着头躲在那个屋顶的烟囱搭建的水泥盖板下，就听耳朵边有枪声嗖嗖地响。大人小声议论：“是一场武斗，两个派系之间的武斗，每一场都有人送命。”那个时候把我们吓得手脚冰凉浑身发抖，一直躲到后来完全没有声音了，慢慢下楼 ，有的人衣服都来不及穿，裹着被子、毯子，有的人没穿鞋，样子怪怪的。大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脚耙手软地从屋顶下来，回到家里继续睡觉。文化大革命的记忆是模糊的，红卫兵、北京、串联、武斗、抄家、充公、没收、焚毁、阴阳头、游街示众…这一串关键词都是可怕的，甚至提心吊胆，有的人无家可归，有的失去父母、妻离子散，那是一场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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