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学习第22天《梁惠王下 凡十六章》2.12

《孟子》学习第22天《梁惠王下 凡十六章》2.12

原文阅读

邹与鲁鬨。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

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字词注释

[1] 鬨（hònɡ）：同“哄”，冲突。

[2] 穆公：邹国的国君。

[3] 有司：官吏。

[4] 转：辗转而死。壑（hè）：沟。

[5] 曾子：孔子的弟子，名参。

译文参考

邹人与鲁人发生冲突。穆公问：“我的官吏死了三十三人，可是百姓没有一人为他们而死。全部杀掉他们吧却又做不到，不杀吧又痛恨他们看着自己的长官被杀却无动于衷。怎么办才好呢？”

孟子回答说：“灾荒之年，您的百姓，年老体弱陈尸于沟壑之中，年富力强四处逃难的有近千人；而大王您粮食满仓，国库充足，有关官吏却不向您汇报，这是处在高位却残害人民。曾子说：‘警惕呀，警惕！你怎样对待别人，别人也怎样对待你。’现在百姓有了报复的机会，您不要责怪他们了！假如您施行仁政，那么百姓就会亲近他的上级，愿意为他们献身了。”

核心内容解读

        公元前4世纪，邹国与鲁国的边境冲突引发了一场政治危机：三十三名邹国官吏战死，百姓却冷眼旁观。这场看似普通的边境摩擦，在邹穆公与孟子的对话中升华为中国政治哲学史上的经典命题——统治者如何获得民众的认同？孟子以“凶年饥岁，仓廩实而民离散”的尖锐对比，不仅揭示了战国时代的治理困境，更构建了影响深远的“仁政”理论体系。这场对话犹如一面棱镜，折射出中国古代政治智慧的光谱，至今仍在现代社会治理中投射出深刻的思想光影。

        在权力伦理方面，孟子的视角从单向统治转到双向契约。在“民莫之死”的困境面前，孟子跳出了传统“牧民”思维的窠臼。他通过曾子“出乎尔者，反乎尔者”的箴言，揭示了政治权力的运行逻辑：统治合法性建立在“施”与“报”的动态平衡之上。当邹国粮仓充盈却任百姓饿殍遍野时，权力契约已然破裂——统治者的道德缺失必然导致民众的政治冷漠。这种将“君民关系”阐释为伦理共同体的思想，比霍布斯的《利维坦》早两千年提出了“社会契约”的雏形。

      李景林教授指出，孟子在此完成了双重突破：将孔子的“仁者爱人”转化为可操作的政治伦理，将抽象的道德理想落地为具体的责任制度。他提出的“制民之产”“发政施仁”等措施，实质是要求建立民生保障的制度化框架。这种既强调统治者推己及人“恻隐之心”的心性修养，又注重仓储救济机制等制度约束的思路，构成了儒家政治哲学的特殊张力。

      面对邹穆公“诛之与否”的两难困境，孟子展现了超越时代的系统治理观。他拒绝就事论事的惩罚逻辑，而是追溯到“凶年饥岁”的治理原点：百姓的冷漠正是长期遭受“上慢残下”的必然反弹。这种将表面危机视为系统失效征兆的诊断方式，与现代危机管理中的“冰山理论”不谋而合——显露的矛盾只是深层结构问题的冰山一角。

        在战国法家推崇“以刑止刑”的背景下，孟子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制度性仁政”的概念。他主张的“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敛而助不给”，实质是建立常态化的民生监测与干预机制。这种预防性治理思维，在今日的精准扶贫、社会保障体系中仍可见其遗韵。正如李景林所言，孟子的智慧在于认识到政治信任需要持续积累，而危机应对必须超越“灭火式”应急，转向根源治理。

        两千三百年后回望“邹鲁之鬨”，孟子的回答超越了具体的历史情境。他提出的不是权宜之计，而是关于政治本质的永恒追问：权力何以获得服从？统治如何赢得认同？

      民众的疏离从来不是偶然的道德滑坡，而是权力失责的必然结果。在新冠疫情期间，某地政府开放储备粮仓平抑物价的举措，恰是“凶年发廪”的现代演绎；而某些国家医疗资源分配失衡引发的社会矛盾，则反向印证了“仓廪实而民离散”的当代版本。这些案例表明，孟子揭示的“权力-责任”辩证法则，仍是检验治理效能的根本标尺。

背景知识介绍

孟子思想中的“民贵君轻”理念（下）

        孟子很重视民心、民意。民意就是“天意”，代表最高原则。人民的意志不仅是政治的指归，而且决定了政治的成败。他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

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

桀纣之所以丧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人民，而失去人民的实质，是失去了民心。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要得到天下，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必须得到人民的支持，而要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必须得到民心。怎样才能得到民心呢？就是人民所欲求的，努力为他们聚集；人民所憎恶的，决不能强加在他们头上。这就是仁政。谁实行仁政，人民就会像流水一样归向他。这样看来，所谓“民心”，就是人民的“欲”“恶”之心，其中包括物质利益方面的内容。所谓“仁政”，就是按人民的所“欲”所“恶”而行事。在孟子看来，人民有同心，其所“欲”所“恶”有共同性、普遍性，正是这些共同性普遍性的“民心”，决定了政治的成败。

      孟子还谈到天时、地利与人和的关系问题，他说：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谿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这是通过战争说明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关系，而战争就是政治的组成部分或特殊形式。“天时”是指自然界的四时变化，“地利”是指地理形势以及由土地所提供的各种资源，“人和”则是指人民的和谐、团结及其向心力、凝聚力。军事行动，总有天时有利的时候，但是不如地利；地利方面，可以有很大优势，但是不如人和，即人民的团结一致和向心力。人民的向心力，不是靠国界的牢固所能形成的；国家的强固，不是靠山川之险所能解决的；威行天下也不是靠兵器的锐利所能实现的。关键在于能不能得“道”。这个“道”，就是由民心所体现的天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是古今中外政治军事实践中的一条真理。再强大的军事实力，如果违背了人民的意愿，就一定要失败；如果是民心所向，就无往而不胜。这里所说的“民心”，不是暂时的、表面的或意识形态化的，而是出自人类本性的。这是孟子思想的深刻之处。孟子深信，人类有共同的本性，有共同的好恶。

（完）

参考资料

《孟子通释》，李景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11月

《孟子译注（简体字本）》，杨伯峻译注，2008年12月

《孟子（中华经典藏书）》，万丽华 蓝旭 译注，中华书局，2016年1月

《孟子》，蒙培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