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时代

群氓时代

从来没有像现在，我感觉像是被卷入了一场不可逆的洪流之中。可能人类社会从来如此，今天和一千年前在某些方面没有多大区别，只是我没法去切身感知前人的世界，没有认真思考我曾经拥有过的生活，也不能预知未来。而现在，只是略微清醒了一点。人们在形容群体力量的不可替代时，常说的一句话是，一个人走，可能走得快，一群人一起走，才能走得远。人们都是向往远方的，所以找人搭伴是人之常情。还因为人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物种，他要找寻安全和归属。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人们在生理需求得到满足以后，就开始考虑安全和情感归属问题，即社交问题，这就是我们很容易看到意见一致的大多数人的原因。

但是，人一到群体中，智商就严重降低，为了获得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备感安全的归属感。进入群体，不仅安全有了，而且自感力量爆棚。正是这种从众心理，使得人们很轻易地上交了思考的权利，自觉融入群体之中，而甘愿沦落为乌合之众。《乌合之众》里说，“孤立的个人很清楚，孤身一人时，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即使受到诱惑，也很容易抵制。 但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就是说，一个人行恶，可能还小心翼翼，胆战心惊，一群人行恶，就会大张旗鼓，恣意张扬。一个人做坏事，大家还有可能去谴责他，一群人做坏事，就有人要去效仿了。

中国古代有种说法，叫法不责众，意思是指某种行为即使应该受到惩罚，但很多人都那样干，也就不好采取惩罚的办法去处理了。这有什么道理呢？好像一个人势单力薄，而群体就具有法力，或者本身就是法律一样。

群氓时代

可以说群体具有无穷的力量，或极具建设性，或极具破坏性。举国体制、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个事可以是造福千秋万代名垂万古的好事，也可以是祸害后代遗臭万年的坏事。群体向上的力量必定带来超速的发展，而群体向下的力量必然招致人类的末日。所以我们必须警惕大多数人的暴政，因为没有人能保证自己会永远站在多数人的一边。

德国法西斯、日本军国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德日两国阴云密布，众多青年人被暴力胁迫，被谎言洗脑，被战争狂人忽悠着、裹挟着走上了战争的不归路，他们中有的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都没有明白群体的罪恶。

1884年7月5日，英国的一艘叫木樨草号的船，从英国南安普顿出发，到南非好望角时遭遇暴风雨，船沉没了，船长达德利跟水手史蒂芬斯、布鲁克斯和李茶帕克四个人得救。可是他们的救生艇上没有食物，只有两罐大头菜，他们靠着大头菜苦苦支撑了八天，史蒂芬斯和布鲁克斯抓到了一只海龟，又撑了五天。接下来又饿了九天以后，实在撑不住，船长决定按照海事惯例，利用抓阄或选举，杀掉其中一个人渡过难关。最后达德利和史蒂芬斯决定杀掉最年轻身体也最弱的李茶帕克。这件事后来的结果是，达德利和史蒂芬斯被判刑，而布鲁克斯因为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表态而被免于起诉。这件事说明了一个道理，该不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去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人的尊严应该是均等并神圣不可侵犯的，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去拯救多数人，除非少数人同意，而当时的李茶帕克已经病的奄奄一息不能说话了。多数人的尊严并不比少数人的尊严更有尊严。

群氓时代，是一个足够平庸的时代，是一个让人看不到光明和未来的时代。人们都蜗居在众人之中，混沌、麻木而苟且。看到弱小，不去伸出援手；遇到邪恶，不去伸张正义；看到暴虐，没人谴责；遇到谎言，不去揭穿……只要不伤及自身，永远都是岁月静好。七八十年前鲁迅先生笔下的看客，依然乌央乌央地活着，而且活得挺滋润。这究竟是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的幸运呢，还是灾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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