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尔夫写《一间只属于自己的房间》，说：一个女人如果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这话没有更多的激励到女作家，却某种程度上拉动了房地产。至少，在我大学毕业那年，我爸爸就是听信了这句话，背地里悄悄给我买了套房子。因为，我曾经跟他说过我的理想：我不一定会结婚，也不想拥有世俗的成功。如果人一定要做点什么，以抵抗岁月的流逝，我很想静静坐下来写小说。
我心中的写作理想，并没有蓬勃到立刻停下一切，非去写不可。但爸爸记住了这句话，他尽全力的托举我，他说我可以不工作，钱和自己的房间都不用担心。可能，是为了酬知己吧。那一年，我开始写小说，在一切的地方写：在单位的工位上，在新家的客厅里，在出差的间隙中，甚至那一年我原本是要做翻修手术的，但我在病房里也是写写写。医生给我下着问诊单，过了好久，我才抬起头，问他：我可以写完这部小说，再回来做手术吗？
我写完了。发现伍尔夫的话也是个悖论，人可以在一切地方写作。只要她想写，杨本芬是在厨房里完成自己的《秋园》，西西在香港的病榻上写成《我的乔治亚》，创作的自由，不是空间的自由，也不是金钱的自由。而是想要创作的人。我写完了，发现自己也只是为了完成而完成，从此再也没有写过第二部小说。
在次年我去了书院，住在六人间的女生宿舍里。再后来，北上京师，南下杭城。那间“一个人的房间”，我满打满算只住过一年；那份“炙热的写作理想”，我出发过但也质疑过。
随着年纪渐长，写作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离开家后，我过了整整十年的独居生活。我一个人待在屋子里面，养着一条安静的狗，我做线上的工作很少出门。但房间里还是充塞着各种各样的声音，工作的邮件，友朋的拜访，生活的账单。
它是我一个人住的屋子。但不是一间只属于我的房间，它与整个的世界相连。疫情的时候，半夜十二点会忽然响起广播音；纵然我足不出户，每天也有外卖与快递上门。我无法成为一座孤岛，而曾经我觉得我可以，是因为有父亲。他在年富力强时，试图构筑一座屏障，帮我隔绝市井的嚣嚣之声。
但是，把这些都隔绝了之后，我要写些什么？我曾经写过的小说，飘渺、空洞、不像真人在说话和生活。它确实也写完了，但写完之后，我对自己失望了许多年。人必须经历痛苦，才会将根须扎进更深的土壤里，从中获取养分；经历拖泥带水的生活，才会令生命的真意，像荷花一样亭亭净植。
但我必须要感谢我的父亲，当我真正的开始养我自己，才知道他养育我的一路，他对我许下的承诺有多不容易。我想唯有真正的长大，能够立得一身，能够善护本心，才不负父女相交一场。
当我准备重新开始写小说时，新的问题又摆在我面前。我不知道写什么，写在何处，写完了又要交给谁？几年之间，也接到过几次出版社与企业家的邀稿。
企业是将文字当货品交易，甲方提出需求，依据乙方的完成度打分。越接近需求的阈值，则商品价值越高；出版社则是个不断抛出橄榄枝又不断折断树枝的过程，一本书从选题到动笔，快则三个月，慢则一两年，这中间充满了变数。
当然，在我需要社会身份时，它们都曾实时而坚固地托举过我。前者，大约可以算作一份工作，薪水尚可，也受尊重；后者，算作一次专业身份的认可，无论事成不成，成的周期几何。对方作为专业机构，曾经认可过你，给了你一个“作家”的身份。而这个身份，在你不知道自己是谁时，显得还蛮珍贵的。
但是，但是啊，我就在为这两者写作的过程中，一点点丧失掉写作的欲望与决心了——有了企业家给出的稿费，就想赚取更多的稿费；有了出版社给予的名声，就想获得更大的名声。
名闻利养，拥塞了进来，成为了房间里的大象。
如果企业家不再支付薪水，出版社不能顺利发行，我还要不要写？我当真问过自己这个问题，于是什么也没写，理所当然地等待一个更恰当的机遇。
也就是那段时间，我谈了恋爱，搬了新家。伴侣人很好，我们相识多年，没有任何的犹疑与试探，我本来是不打算恋爱结婚的人，有一天怀疑对方喜欢自己，第一个念头是“我们是这么好的朋友，要是因为不确定的情愫变得尴尬怎么办？”但又过了一个月，我发现自己喜欢对方喜欢的坚定而确切，于是主动捅破了窗户纸。
房间里多了一个人，一个跟我一样的创作者，一个温柔的INFP。如何地一致而百虑，无间又独立，是具体生活中的问题。他搬了新家，距离我在杭州的家仅有两站路，这暂时性地解决了问题。白天，他在工作室剪片子，我在家里写稿子，各自看书、办公、停下来思考。晚上，我们漫无边际的讨论着远方的事务：书院，治学，各自的事业理想与人生志向。
直到我说，所有写无聊文稿的人，终极的梦想都是写一部自己的小说。他一拍即合，所有剪乏味纪录片的人，终极的梦想都是拍一部自己的电影。文稿无不无聊，片子乏不乏味呢？那只是虚空中飘来的一个字句，我们拽住了它，托它给我们一个离开的理由。这个理由可能是假的，但离开的心，保真。
于是，半年后我们再次将搬家提上日程。从杭州搬到徽州，从城中搬来乡下，结婚是件顺其自然的事情，但搬家不是。如果是为了方便，我们应该搬回合肥；如果是为了风景，我们可以搬到良渚。但是，都没有选择，选了这里，是因为有一群师友和同道。
他们不是外缘，亦无攀附的可能，孔子讲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真正的明德光辉知来自于自己的内部，师友也好，伴侣也好，如果有幸遇到了仁德的对象，他们会成为辅佐你的人，却并不会成为你的主体。
择善邻而居，然而毕竟还是多了很多邻居。那一阵子大家都刚搬来，修房子，买家具，工人们进进出出，快递则是堆积如山。拆拆拣拣，敲敲打打，一直没有顾得上写作。
我在那时其实是有点埋怨生活的“曲致”。为什么不可以“直取”呢？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与精力，只是从一个房间，走向另一个房间。房间早就拥有了，我愿意支持男友去完成他的理想，就像父亲曾经无条件支持我那样。但是我们一直都没有出发，眼见生活的尘埃层层覆盖，如果我们不能抖擞干净。接下来，生命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只会让我们距离理想更远。
但，我们要实现理想是为了什么？为了获得合适的薪水，为了被重视与被看见，那还是会回到旧的叙事窠套里。
韩愈年轻时早有洞见：我写文章的年头也不短了，每每写出来自己觉得好的文章，人家必然说烂。有时写些应酬文字，下笔时真是惭愧，等到写完给人看，人家肯定说：写得可真好！自己小惭愧，人家觉得小好；大惭愧，人家觉得大好。他因此问来信的人，你到底是因为什么一定要写文章呢？
这句话，也问住了一千年后的我。
搬来新家的半年后，我们从诸多的日常杂事里稍稍抬头。那个三层半的独栋老宅，我们曾经只觉得荒凉，杂乱，百无头绪。但渐渐有了我们生活的气象，天气乍晴，门前花圃；人家久住，燕子绕梁。渐隐渐沉，石褪玉露，才发现在日常生活的功用之外，有一些属于我们的小角落。譬如：
伴侣有了一间独属于他的房间，而我有了一张独属于自己的书桌。
他的房间以一堵书墙为屏，入口处是游鱼与字画。我进去的很少，大部分时候是他兀坐其中，屋子里塞得很满，像是心里的安全感。那是他的乌托邦，有专业的摄影设备，有画墙与琴桌，有大大的工作台。最重要的是安放着他自己，他的思考，与不思考；创作，与不创作。
《革命之路》里，爱波鼓励丈夫：我们现在应该立刻去巴黎。“等到了巴黎，让我去工作，你可以读书和思考。思考什么？思考你真正想做的事情。”但巴黎没有魔法，不会从虚空里变出什么。徽州也没有魔法，它只能帮我们筛掉一些干扰项，让真正想做的事情显露出来。
我长久的坐在书桌前，读书，写作。有时也工作，我不拒绝商业界与出版界合适的约稿，但是写完就完了，迅速的收拾桌面，给自己泡一杯茶，开始阅读，开始真正的思考与写作。
一切艺术，源于真理的植入。在我年轻的时候，无论写什么，小说还是诗歌，文案或者广告，总会得到一句“文笔真好”的夸赞。我被夸得太多，有点飘飘然，想当然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个作家。但写出来的东西空洞、飘忽，我在这条路上“曲致”了太久，各种我擅长的不擅长的事情都经手过，各种想见不想见的人都曾照面过。
渐渐的，表面的浮沫被滤去，我才咂摸出一点生命的真意。将人与人区别开来的，不是种族，宗教，年龄与财富，而是思想。
无论是以小说的方式呈现，还是以电影的方式呈现，人就着自己的所思所想，呈现出于之相应的艺术。再被投递到书本上，荧幕上，唤醒的是在看的人，同样的生命频谱。
但真理从没有两个，一亿年前的摩崖石刻，五千年前的阴山岩画，如今看来，依然令我们动容。是因为那时的人足够真诚，足够纯粹，于是，相遇那刻即镜像，也照亮了我们的真，我们的纯。
过去种种，我在这条路上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尝试，如今看来都是错误的。但误打误撞，伴侣在徽州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我在这里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书桌。
刘禹锡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我倒也不必强说屋子简陋，而彰显自己的德性。但有这一隅可以独对，往大了说可以进德修业，往小了说也方便退思自省。
而一天天，人在退省中自新。日新之人，自无陈词，创作在其中矣。时时鲜活涌动，而又不离其宗。
创作，确也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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