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封信的标题，我情不自禁的想，我十八岁的时候在做什么。
我十八岁的时候刚刚进入大学一年级。
对于刚刚从单调、烦闷、枯燥、重压的高考解放的我来说，大学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也是迷茫的。那种无人沟通的迷茫深深地笼罩了我的大学一年级。
那时，我经常会问我的老师，怎样才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老师们总是表情暧昧的笑笑，算是作为对我的回答。其实他们真的想歪了，我纯粹就是想找个有共同语言的人，能经常说说话。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是真的迷茫的，只是自己没有意识到是陷入了迷茫，结果不知所措了整个大一。上了大二后，我不再急于通过寻找共同语言的朋友来排解迷茫，转而专注于自己的学业，但，就像安德烈说的“我真的不知道将来要做什么”。
“这世上/没有真实世界这回事/只有谎言/迫使你设法穿越”这是 John Mayer 的No Such thing，这首歌写的大约就是18岁时的心态。
60年代的人抱怨80年代的人清狂、放荡、叛逆，在我看来，恰恰相反，80年代的人出生在和平年代，出生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好时期，没有经历过中国五六十年代发生的特别事件、国家内部矛盾的斗争、饥饿，我们是特别乖的一代，没有什么大事能让80年代的人去冲撞、去反叛，“我们这一代能做的决定不过是些生活里的芝麻小事罢了”。
是的，我同意安德烈的想法，想想从我有记忆开始的二十多年，我们这一代人在父母、老师的威胁、吓唬、恐吓、欺骗中规规矩矩长大，我们的创造性全部被抹杀在方方正正地课桌和教室里了。想想就觉得好后悔，居然没有叛逆过；或许在心里叛逆过、在不知道丢在哪个角落里的日记本中叛逆过，却没有在行动上叛逆过。
我们的人生都是按照父母的规划来走的，没有人“问”我、“瞭”我，而不“判”我——这句话是龙应台写给安德烈的《有没有时间革命？》中的一句话，这是龙应台在回顾自己的18岁写下的——龙应台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但是我感觉这句话是为我写的或者是为我这类的80年代的人写的，这种共鸣震颤心扉——即使到了80年代的人出生，中国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沟通和教育观念似乎仍旧是在原地踏步的，父母从没想过“问”孩子、“瞭”孩子，而总是不停地“判”孩子——只是这种共鸣为什么是80年代出生的人对一位50年代出生的作者写的文章产生的呢？是龙应台的教育思想超越了他们那一代中国人太多年。而我们的父辈从来都是按照自己的情绪来“判”孩子的，他们怎么会想到“问”和“瞭”还需要全新的学习。
安德烈有这样open的母亲，是何其的幸福，。
这样”OPEN”的母亲，仍旧不能自已地担心安德烈“拒绝追求第一名”的哲学会对安德烈的未来的工作自由度产生不好影响。在是否督促和教育儿子追求第一名的思考和纠结中，龙应台选择了放弃反对儿子这种“玩的自然生态”。
作者列举了席慕蓉的名言和沈从文的成长经历来说明，不懂得玩确实是一种缺点，“玩，是天地之间学问的根本”，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实践出真知。
尽管作者言之凿凿，作为一个母亲仍旧会担心自己的儿子将来一事无成，十八岁时可以年少清狂、可以反叛、可以追求自由，但是人生的丛林却是荆棘丛生，进入真正的人生丛林后，清狂的少年必须成长为可以披荆斩棘地勇士才能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自由。担心也没用啊，年轻人都是这样的，总把问题想的很简单，总觉得将来的事情都会按照自己的预期发展，所以，龙应台告诉自己的儿子，能为自己的人生负责的只有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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