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年前，我在一所乡村小学当班主任。学校离家不远，只需在一条俗称“牛车路”的大路上走10多分钟，路两旁是田垌。晚上，改完作业，信步回家，一路有呱呱的蛙声、唧唧的蟋蟀声。初春，风夹带着紫云英的淡香。深秋，稻子收割以后，空气里充满亲切的焦煳味，一如灶头上被急火烧过头的锅巴溢出的香气。
一个夜晚，阴天，星星隐藏在云里，竹林黑压压地嵌在黑灰色的天幕上。建在大路旁的医疗站，平日窗子总映出长方形的黄色光晕，今晚却没有——停电了。没有外物掺杂的黑足够纯粹。
忽然，远处浮动起一抹蓝色的光，小而灼亮。揣测方位，该在拱桥上，我停下脚步观望。蓝色的光竟伴着人声，我又惊又喜，快步迎上。两个嘻嘻哈哈的男孩子和我相遇了。从嗓音听出，是我的学生——阿松和阿汗。他们把蓝光举起，照着我，一起叫了一声“老师”。我盯着蓝光，问：“这是什么？”
“刚刚逮的。”阿松把一个墨水瓶递给我。我拿过来一看，里面爬着上百只尾巴发光的昆虫，微光晶莹如水晶，近于雪白，集结起来，却是敞亮的蓝。“在哪里逮的？”我的兴致来了。
他们说，在莲塘村后山的林子里，问我要不要去看看。我说好。他们领着我，离开大路，绕过村边的池塘，站在林子旁。这儿，萤火虫飞来飞去，有如从一炉钢水里溅起来的火星儿。我和他们坐在草地上，聊了一会儿闲话。露水滴在额头，我说你们该回家了，他们说好的。聊了一会儿闲话，阿松把墨水瓶递给我，我让他们自己留着。“路上做手电筒嘛！”阿汗欢快地说。
和两个孩子分手，回到大路，我手里捧着蓝色的光，想着这两个孩子。他们是全班最调皮的。我曾在校门外建在鱼塘上的厕所前撞到阿汗，他神情紧张地拦截每一个想进去的同学，高叫：“满座，满座。”我知道必有蹊跷，走近一看，厕所下垂着一根线。我推开门，把牵线的阿松揪出来。两个捣蛋鬼一个在偷鱼，一个在望风。校长对他们提出警告。可是，刚才他们被蓝色的光照着的脸上，只有天真。
送我萤火虫的阿松，4年前曾在聚会中见到，快60岁了，已变成一个老成持重的泥瓦匠。我说起当年的事情，他全忘了。我却一直没有忘记黑暗中捧着蓝色的光，嘻嘻哈哈地朝我走来的两个孩童，以及我平生第一次捧着萤火虫走路时心里充满的纯净的诗意。
记得走到家门口，我在草地上倒空了墨水瓶，刹那间，头顶布满了繁星。
（摘自《光明日报》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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