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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15次 【论礼法仪节】
只用利益维系的联系势必是淡薄而不稳定的，而如果在利益中加入人道情谊作为支撑，强化彼此的联系，则可以建立更稳固的关系。这就需要礼仪的加入。所以礼仪的核心，应该是参与者的个人修养与真挚感情。但是礼仪的表象也绝非多余，作为内心情谊的载体，它使礼仪变得完整和绚丽——化缥缈为真实，化简陋为高贵。
（绘事后素、林放问礼之本）
而内在与外在的匹配则是最重要的。身处仪式中，应该拿出与之相符的情意，并依此行动。因为礼法带来的感人情节是在逻辑性、仪式感和内在美德性情的共同且相互的作用下促成的。所以如果本质顽劣或不具有真心，那么衍生出的外物和形式就会丧失原有的品味，而扭曲、而浮夸，或者只是一个空壳——这是要尤为警惕的。当然，反过来说，尽管有限的条件下应该先拿出真情，但没有外物与行为对它的支持与传达亦不足以称之为礼节。
（或问禘之说、人而不仁）
而礼法仪节存在于每个人生活往来中的各个方面。这里思考两个例子，可见礼法其后必有深刻内涵：
一是射箭。在古代，纵使射手的选拔也充满着礼节。而寻常的比试也有体现。从过程和标准来看，和平年代往往主张品德和技巧，战争年代往往主张力量和勇武。而天资固然能带来区分，但后天的教化才应该是用以比较的指标。从比赛结果来看如果一个人可以时刻保持谦和的风度，不因为竞争和它的结果所影响，那这个人就可以称得上有德行了。而在体育竞技时是必不能只要求输赢却不看重参赛者的德行的。
（君子无所争，射不主皮）
二是祭拜。假设真的存在鬼神，而祭拜只是出于个人的意愿，那么形式甚至信仰便不再重要，除非它只庇佑自己的信徒——那它就是一个偏私的神，则祭拜和信仰亦不再有意义。因此祭礼所拜的鬼神必不止在于信仰，而因为参与者有真切的心意所要诉说，便假作对方存在于眼前。所以可知祭拜为何需要亲临现场，因为真正的情意往往只能在亲临时才能充分表达，而不是他人所能传递的。亦可知将自己的前途寄托在祷告上，不断忏悔又继续作恶，并非聪明实用的做法。
（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祭如在）
又鉴于礼法仪节在每个人生活往来中的各个方面都能起到效果，所以儒家格外重视人道礼教。他们高度称许礼教对社会的意义，将它视为，也努力强化它为一种超越政体与条例的存在。这其中就不得不谈到领导同其属下的关系。领导应该让下属感到关爱，指派任务时考虑下属的情况，良好地表达这一点而让属下认真办事。而下属，或者低级别的人不应该僭越而仿用高位者的礼节，这种败坏尤其令人不齿。
（夷狄之有君、居上不宽、臣事君以忠）
儒家给出的一个正面的参照是孔子。孔子讲求礼法，不肯放过分毫，在他参加祭典时这种追求更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他对礼法的了解已经很突出了，而面对质疑依然可以和悦的表明观点，正是礼法在他身上的体现。
（子入大庙）
同样，而按照儒家的思想来看，也有负面参照如管仲、鲁三桓等。他们僭越的行为是其在国内的超然权力，及春秋时期纷乱风气的因素的自然体现。管仲没有严格遵循当时的礼法；对生活水平有很高的追求，又要事事分明而浪费人力物力。因此偏离高尚的成事方向，体现出其格局的欠缺，而不足以成更正统的功业。而季氏祭拜泰山也是僭越的行为：泰山在古人心中是一个崇高而神圣的地方，按周代的礼法，大夫们是不被容许祭拜泰山的。于是祭拜泰山就当然不止于单纯祈求庇护，更在于它的政治意义。而这正证实了季氏内心过分的野望。三桓和桓公的霸业均不能长存，其中就有违背礼教的原因。
（管仲之器小哉、三家者以《雍》彻、季氏旅于泰山）
这里不去讨论采用何种具体的礼法行事，是因为礼法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不停地推陈出新。譬如随着周天子式微，由天子遣使到各国宣告日期于诸侯，再由诸侯如期举行的告朔之礼也收到了很大的冲击。此时礼法是否应该保留就存有争议。而要建立适宜的礼法就应该从对过去真实经验的积累出发，并且在它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扩展。这样，在延续礼法的同时，也丰厚了自身的物质文化和人文底蕴。反之，如果一味固守，这能渐渐失去内涵的支持变成一个个徒有其表的空洞形式。但无可否认，施行礼教的确值得向所有人倡导。
（周监于二代、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
反过来说，一个公然违抗社会礼法的人，必怀有虎狼之心。只要有合适的契机和引导，这些人是什么都敢去尝试的。而不尊重礼教的人，想利用礼教感召别人是很困难的。所以如果不推崇礼教，则总有人试图使不遵守礼教的风气泛滥，而人们又更倾向关注群体的反应，就使得剩下少数遵守礼教的人反而容易被误解和批评，即使那些礼教是人们本应该遵守的。
大家都遵守礼教或都不遵守礼教可以视为两个纳什均衡。但都遵守礼教既建立了稳固真诚的关系，又丰厚了人文底蕴，还能让自身得到尊重，或让重要场面变得庄严肃穆，而违背礼教又能为自己谋夺多少利益呢？因此显然遵守礼教优于都不遵守礼教。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去遵守，并感召其他人一起依行呢？
（季氏八佾舞于庭、吾不欲观之矣、人以为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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