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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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小柴夫妇是在2013年的夏天，小柴的爸爸来中国旅行，在西藏时因为高原反应转入了成都第一人民医院，他们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合作伙伴，通过了58同城找到了我，希望我能在医院当10天的翻译。
我那时是急切寻找实习的日语系大三学生，虽然有些忐忑，我还是同意了。去医院之前，甚至幻想过，如果对方是骗子，我马上大喊大叫着逃跑的桥段。
然而在那个早上，病房里面的不是骗子，是矮我一头，梳着和我相同发型的日本大姐姐。我用头一天晚上练习过许久的日语自我介绍和她打招呼，她一边鞠躬一边带我进房间。
这就是我第一次见小枝的样子。那天正好轮到她照料高反中的公公。
而见到小柴，是那之后的两天早上。小枝和她的婆婆，早早的来到医院，同时站在窗边等待着，我注意到，她们俩都涂了淡淡的口红。
后来推门而进一个个子不高的男人，他提着手提包，头发有些少年白，至于样子，长得和病床上的爷爷神似，他一走进来，小枝和她的婆婆的脸上立刻堆满了微笑。于是我便知道，这就是小柴无误了。
10天的翻译很快就结束，他们飞回东京进行复查。我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
没想到那之后一年后，在上海实习的我，和去上海旅行的他们，又相遇了。那一次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在离开时，他们两个日本人教我一个四川人，说了一句上海话，“再会”。这是我们的第二次见面。
而第三次见面，是在一年前，我从成都来到北京，直接住到了他们家对面，北京的一个小胡同里。这一次见面，我才真的开始了解他们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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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柴和小枝从年龄上来说，我应该叫一句叔叔和阿姨。但实际上，他们从来好像没有长辈的架子，喝酒、聊天、吃烤肉、看演出……玩起来就像其他同龄朋友差不多，甚至比年轻的朋友还要有趣。
他们的朋友评价他们说：“在我心中，他们两夫妻，就像嬉皮士一样。”而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对自由执迷、一种生生不息的好奇。
特别是小枝，她每周学习两次太极拳，老师是在日本待过很多年的中国人。还会和中国的大学生，一周一次或者两周一次，相互学习语言。
她用起中国的app，比一些中国年轻人还熟练，用滴滴打车、用饿了么叫外卖，还会在淘宝上预定家政服务，喜欢锤子手机，前段时间不小心丢了一部后，现在换成了华为。
小柴说她：“来中国之前比谁都担心，来了之后适应的又比谁都快。”
当我说要写他们的时候，他们则摆摆手，说：“我俩一定是最无趣的人。”
但在我眼里，他们真的是非典型的日本人。
我们以前都觉得，日本人严肃、认真、做事讲规矩，严谨一丝不苟。但是认识他俩，改变了我很多刻板印象。
01
“不守规矩”的日本人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并不“守”规矩。我还记得我第一次认识小枝的时候，她就带着我横穿马路。我真的有点惊讶，心里面想，“谁说的日本人不会横穿马路的？！”
后来跟他们聊起这个事情才知道，这不是破坏规矩，这是适应规矩。“在中国过马路不都是这样吗？”一句话把我问得哑口无言。
当然他们没觉得有什么不好。因为他们觉得在东京太烦了，原因就是规矩太多了。
“做什么都有人盯着你看，跟你说这不行，那不行。”
所以来了三年了，小柴的“任期”过了好几次，他们都不愿意回去。
“他们没有人愿意过来，听到是中国，愿意的人很少。”不可否认，中国在日本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国家。和日本在中国一些人心中是一样。
多年来得恩怨，媒体的负面报道，让日本人听到去中国工作，就像中国人听到去非洲工作一样，都会皱起眉头。
那个皱眉头的中国人就是我，这被小枝调侃说，我的表情，和当年那些听到他们要来中国的日本人表情一样。
但小枝却说，“那些人就是因为带着这样的成见，才不会来中国，也永远不会知道，真正的中国和电视里的中国是不一样的。”
“至少我们在这边生活的挺舒服的。”小柴在旁边补充说道。
这是我喜欢小柴小枝的原因，他们总是拥有开放的心态，和爱尝试的好奇心。在中国是这样，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
小柴因为摄像师的身份，去过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包括战乱时的中东，炸弹在他旁边爆炸，他仍然对我说，那边很好，没有那么可怕。
那种云淡风轻的表情和语气，让我看到的是平静、习惯和勇气。
02
爱喝酒的日本人
这一点和日剧里面，真的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真的很喜欢很喜欢喝酒。
在小柴家的餐桌上，我参加过他们很多次酒局，也认识了好些新朋友。包括深夜食堂的编剧向井先生，来中国8年的独立电影导演奥原夫妇。
酒量最不好的小柴每次都第一个趴下。左一是奥原导演，他喝嗨了开始弹起吉他，喜欢记录的向井桑正在专注的拍他。
我还记得，有一天晚上，我作为小柴家餐桌上唯一一个没喝酒的人，写过下面一段话：
今天晚上是蛋黄酱之夜。
四个日本人和两个中国人在北京小胡同，一处小小的民宅里，从深夜22点开始喝酒聊天，期间有一个不会讲中文的日本人先醉了。
桌上又变成了四个会讲中文又会讲日文的人，以及一个只会讲中文的人的聊天，或者也可以说是三个70后日本人和两个90后中国人的聊天。
内容从”吃鱼翅是不是错的“、到”星座究竟是不是玄学“，又再讲到”东南亚和佛教“，有人说，“佛教不是宗教，更像是一种看世界的哲学”。
最后我们又一次讲了难以避免的中日问题，在最分歧的时刻回归平和，达成一个有趣的共识——原来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在出国在外时，都会有种变成国家代表的感觉，一言一行都代表了自己的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的人看在眼里，当成对自己国家的评价，这太沉重了。
这时有一个人说：“半夜的蛋黄酱真好吃呢。”另一个人说，：“因为蛋黄酱很平和啊，让我们为午夜的蛋黄酱干杯吧”于是五个人终于又站起来干了杯，继续了无边际地聊了下去。
这段话确实很绕口，也不太能读明白，但确实代表了我每次在小柴家餐桌的感受。这是一种平等、交融、碰撞又有些奇妙的感觉。
03
喜欢中国摇滚乐的日本人
说到嬉皮士，就一定要说1969年，这是美国的嬉皮士乌托邦，伍德斯托克摇滚音乐节。
45万嬉皮士挤满了美国纽约州北部的农场，他们赤身裸体，打出那句响亮的口号，“make love not war”，love and peace，这就是他们追求的完美世界。
两天的大暴雨、政府和周围居民的反对，现场拥挤的人群，这些恶劣的外部环境，不仅没有让演出现场发生一场事故，反而激发了人们的疯狂。
许多情侣们赤身裸体，甚至当众作爱以回到亚当夏娃的时代，用这种返朴归真的方式表示对美国政府战争政策的唾弃和愤怒。
这场音乐节甚至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影响了后世的许多人。包括，在南锣鼓巷经营着一家音乐咖啡店的店主蘑菇。
他的店名就叫“69cafe”。为什么 要提他呢，因为他的“69cafe”，成了小柴夫妇在北京的第二个据点。
“因为69的发音在日语里和摇滚（ロック）一样，所以第一次我就记住了这家店名”。
生活有时候，就是如此神奇。中国、日本、美国，三个国家三种语言和文化，在69这两个数字上实现了奇妙的交汇。
69cafe正在演出中，这个南锣鼓巷最后一个文艺之处，今年也免不了逃脱拆迁。
这或许也是另一种音乐无国界。小柴也在这里交到了很多好朋友。老板蘑菇和老板娘amy，留着齐耳短发的双胞胎姐妹滴滴和，以及那些常年混迹于此的音乐人。
包括后来因为中国好歌曲走红的苏紫旭、何大河。以及红过的张浅潜，在独立音乐圈里有声望的张守望，刘冬虹。以及曾经戏弄过未红时期五月天的Joyside边远。
“或许是因为日本人的原因，大家很容易就记住我们。”实际上，对于他的中国朋友来说，很难记不住小柴。
那时候，他不会说中文，只得拿着cd排在人群后面，到他了，他劈头盖脸的就来一句：“我系立本人，谢谢“这后来被当作小柴的一个段子，偶尔在酒桌上提起，大家哈哈大笑。
小柴最爱穿的印有“牛欢喜”的衣服，这是他喜欢的乐队的一首歌名，还有个意思他应该不知道：“牛欢喜”实际上是中国人餐桌上，对母牛生殖器的雅称。
小柴和小枝都是摇滚乐的爱好者。最喜欢的歌手，是今年打败了村上春树拿了诺贝尔奖的Bob Dylan。
小枝说：“年轻的时候，Bob Dylan来日本第一次开演唱会，开始之前，我的心一直激动的砰砰跳。”
今年中国出了一套Bob Dylan的薯片诗集，他们也收藏了。小心翼翼的撕开包装袋，把里面的诗集拿出来，看完之后再放回去。
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看出他们的喜欢。
来到中国后，他们也成了北京livehouse的常客。江湖、乐空间、愚公移山、麻雀……他们如数家珍。
小柴和小枝在愚公移山livehouse，他们正在添加日本乐队ミツメ经纪人的微信。
要问他们怎么知道的，还是来源于另一个日本人的”杰作“，那个人做了一个”日本中国摇滚乐网站“，里面收录了中国几乎所有的摇滚乐人（截止2012年）。
用ABC编成索引，还做了一张，中国摇滚乐编年史。上面记载着，中国第一场摇滚音乐会是在1980年开在天津的中日友好音乐会。
小柴在来中国之前，曾经泡在这个网站上两个月，把所有的音乐人都听了一遍。
他本来就是崔健的粉丝，买的第一张专辑叫“红旗下的蛋”，这张现在被评为经典的专辑在发行那年中国收到的乐评是：“坦率地说，崔健下的这三个蛋一个不如一个···”
但是在日本却大受欢迎，崔健甚至带着这张专辑在日本连着开了三场音乐会，收获了一大票粉丝。小柴就是其中之一。去年，他们俩还专程去看了崔健的演唱会。
摇滚乐就像一条人生线索，神奇的把小柴夫妇往中国指引。
但是小柴夫妇却并不像一般的摇滚青年。他们不纹身、不纹身，不打孔，比起抗争，他更倾向摇滚乐是love and peace。
即使在中国，也会穿戴整齐，到中国的日本大使馆，郑重的把他们的选票投给反对安倍的另一方。
就像48年前那群嬉皮士一样，“make love not war”。
后记
开这个号的契机实际上有两个。
一个是学生时代参加过一次中日大学生交流活动，那时和日本的小伙伴发传单，想塞几张给校内巴士的师傅，帮忙宣传。
师傅说：“不行，日本人的东西，我绝不宣传。”
日本的小伙伴站在旁边，尴尬的笑。那时候我就暗暗地想，我要做些什么改变这样的现状。
我还记得，在那个活动中，我跟主办方学到一个日语的说法，那也成为我当时一个小小的愿望，那就是“中日友好の橋になる” —成为中日友谊的桥梁。
虽然现在想起来这个愿望，未免宏大而幼稚。
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除了一遍一遍告诉周边人，历史是历史，普通人都是普通人。但我真的想让多一点的中国人，认识真正的日本人。和政治无关，和国家无关、而是从一个「人」的角度去认识。
第二个契机是，来到北京的第二年，我在看一部叫做《宫泽贤治的餐桌》的电视剧时，屏幕里25岁的宫泽贤治对着爸爸大喊，“我要做只有我能做的事情。”
这句话不是第一次听到，但对现在的我来说，却是一直在想的问题。从成都来到北京，跨越2000多公里的山与路。我是为何而来，离开时又能给自己留下什么与众不同的事情？
于是，我想起，我丢了快两年学习了四年的日语。想起我认识的那些日本人，在北京，和我一样都是一样的“北漂”。
他们又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呢？我想记录，我想记录，我想记录……大概在说了100多遍之后，我遇到了小昕。她也是在北京的四川人，或者正确的说法的手艺人。她硕士是在早稻田读的新传，毕业后在日本的TBS电视台工作，现在早就辞职了，开始创业，实现自己的小小梦想—用纹样翻新生活。
她跟我说，她和她老公曾经也想做和我做的一样的事，采访100个在北京的日本人。只不过后来各种原因放弃了。她说：“如果当时有你，我们肯定成了。”这句话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于是我们开始筹备，终于有了这个系列。**第一篇，来自我们共同的日本朋友：小柴和小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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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在公众号：42号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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