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的后代（一）

听村里老人说，我爷爷过去是个大问事的，是富甲一方的大地主。解放后，党的政策好，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我们家彻底划为地主成分，我们理所当然变成地主的后代。

那时，我的年龄较小，弄不清自己是什么成分，直到上小学填表格才知道自己是地主的下代。

六岁那年，母亲背着我去上学。到了学校门口，他轻轻把我放下，临走嘱咐我：七伢子，老师要问你什么成分就说是贫农，记好了。我“嗯”了一声，屁颠屁颠地跑进教室。

上课时，一位男老师从讲台上走下，他左手拿着一沓表格，右手拿着钢笔，板着面孔，挨个问每位在座的学生家庭成分，轮到我时心里一慌，吞吐半天，才想起妈妈说的话，结结巴巴地说出“贫农”。话刚出口，同村的一位同学“腾”地一声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说：“他是地主成分。”我简直气炸了肺，涨红着脸和他辩驳，哪知他大声喝斥“你的爷爷是大地主，比刘文采还大的大恶霸，你们一家子是地主成分。”同学们一阵哄堂大笑。我羞得无地自容，恨不得脚下长出一个洞钻进去。老师当场作出批评，说我太不老实，我再也挂不住了，气得哇哇大哭。从此，班里的同学都知道我是地主的后代。

放学回家，我当面责问爸爸为什么要做地主的儿子，爸爸摇头叹息沉默不语。我又转身问妈妈，妈妈眼泪簌簌，紧紧把我搂在怀里对我讲述爷爷的过去。

解放前，爷爷是个土豪，家里有两三百亩土地，房子十来间，中间一个大院，家丁也就四五个。爷爷有个好问闲事的坏毛病，不管什么人打架吵嘴，家庭不和等，只要来找他，他二话不说去评理，最后竟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问事者。抬腿一走就是三两日，扔下奶奶和两个孩子在家。那个时期到处兵荒马乱的，奶奶整日在家提心吊胆，假如有个三长两短的，她一个妇道人家看着两个未成年的孩子都很吃力，家丁又能如何应付？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某天夜里，大门外有噼里嘭啷的砸门声，“开门，老子是太平山的，来收保护费。”声音越来越大，奶奶极其害怕，爷爷外出还没回来，家里只剩两个家丁和两个熟睡的孩子。

奶奶迈着小脚准备找两个家丁商讨对策，脚未站稳，一伙土匪带着面罩举着火把凶神恶煞地冲进院内，他们把整个大院团团包围。奶奶吓得魂不附体瘫软在地，两个家丁早已不知去向。

他们把家里院外洗劫一空，临走，一个蒙面大汉看到室内两个熟睡的少爷把手一挥，立即冲进来几个土匪，如狼似虎地扑到床前抱走两个少爷。

奶奶也不知那来的劲，猛扑过去抱住土匪的大腿，死活不肯松开双手。土匪一怒之下飞起一脚把奶奶踢倒在地，奶奶哭喊着爬在地上苦苦哀求。那家伙心狠手辣，又狠揣奶奶一脚甩出一句话“带三百块大洋到太平山赎人，三天后不见大洋就撕票。”他还伸出右手摆了个往下剁的手势，说完哈哈大笑，大摇大摆地走出大院。

外出的爷爷一大清早眼皮直跳，感觉不妙。早跳祸，中跳财。他连忙带着家丁连夜赶回，还是迟了一步，土匪早已不见踪影。

没有办法，爷爷卖掉大部分田产凑足了三百块大洋，找了保人命令家丁带着大洋抬着保人进山赎回两个少爷。

谁知大伯一回家竟呆头呆脑，先前的顽劣毫无踪影。请来不少郎中却找不出半点正兆。爷爷一头雾水，无计可施。又找来过阴的，在阴间进行查访，似乎查出一点头绪。什么七大姑八大姨的，缺少儿子，要大伯过继给她。一切按照过阴的吩咐，在七大姑八大姨的坟头摆放酒菜，烧了香纸钱，又焚完过继书。大伯似乎好些，脸上开始出现笑容，说话也多了。有一搭没一搭的，清楚一时，糊涂一时的疯疯癫癫。

解放前夕，一队解放军路过爷爷家，爷爷热菜热饭善待他们，还留他们住了一休。第二天出门时，爷爷还送了五十块大洋给他们路上备用。

解放后，爷爷主动交出田地房产，政府宽大仁厚，虽然划为地主，但也分得几块地和一间屋子，一家大小挤在一起平平安安，日子也能凑合。

平安不了几年，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把爷爷活活整死。

某天早晨，村口来了一队红卫兵，他们身着军服，戴着红袖章，胸前挂了个毛主席像。不由分说，把爷爷抓走带到大队部。大队部门前搭起一个大台子，台中央坐了几名青年男女，他们号称红卫兵闯将，两边锣鼓喧天，红旗招展。两侧挂着大喇叭，周围贴满标语，台下围满了看热闹的群众。

一会儿，一个红卫兵女将对着话筒高喊，把大地主给我带上来。说完几个红卫兵押着几个五花大绑的地主，个个头上一顶高帽，他们一边高喊口号，一边对几个地主拳打脚踢。我爷爷当场倒在台上。

爷爷由于身体虚弱年岁已高，经不起红卫兵的折腾，回到家里不到三日便撒手归天。奶奶胆小怕事，爷爷一走她老人家伤心过度，一下子病倒卧床不起。

家里一切重担全落在我父亲肩上。白天到生产队里做工，晚上又要和大伯去村部学习，改造思想。大伯是个浑球，领导言语一重吓得大叫。有一天夜里，父亲和大伯在村部学习，大伯呆头呆脑的，也不知别人说些什么，手脚也不老实，只顾自己傻笑。这一笑竟然笑出声音来。这下闯祸了，红卫兵头头可不干了，他辛辛苦苦的讲课，讲不要走资本主义道路。大伯倒好，还笑话他讲课，大逆不道。红卫兵小将把桌子一拍，吓得大伯爬起来就跑，一下子便消失在夜暮里。

开完会的父亲以为大伯早已回家，爬起来径直往回走。哪知回到家里不见大伯的踪影，父亲瞒着病床上的奶奶捧着煤油灯又折回去仔细地找，来回找了四五趟没有一点踪迹。父亲这才感觉到大事不妙，奶奶得知大伯走丟的消息病情加重。父亲也不知如何是好，第二天照样去生产队里干活，不去就得扣公分。本来是一个大劳动力，别人记一个工，父亲只有八分工，不是干活比不过别人，父亲一天干活超出队里任何一位。就因为爷爷是地主，父亲是地主的儿子。地主的后代就得好好改造，这是响应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号召。

收工了，父亲回到家里，家里早已砸个西巴烂，一片狼藉。奶奶说红卫兵又来了，拿走一些东西，逼迫奶奶交出大伯。奶奶心急如焚，担心大伯有个三长两短。

父亲焦头烂额，继续寻找大伯的下落。又过了几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带来了一个噩耗。

靠大队部不远处有一个大塘，被雨后的洪水冲出一具男人的尸体，经人打捞确认是我大伯。红卫兵个个哑口无言，暂时不再上门寻找奶奶的麻烦。

可怜的父亲在亲友的帮助下，在生产队里捆了两梱稻草，把大伯裹住安葬在爷爷身旁。奶奶捶胸顿足，哭得死去活来，白发人送走黑发人。

奄奄一息的奶奶还未忘记父亲和母亲从小订的儿女亲，她把父亲和母亲婚事办完便一命呜呼。父亲抱着母亲悲痛欲绝。第二年大哥来到人世，母亲把大哥绑在背上，早出晚归下田干活。父亲和母亲为多挣些工分，拼死拼活地干，只可惜我的母亲干两天活的工分还抵不上别人一天。都说她嫁错了人，不该嫁给地主的儿子，母亲只是一笑而过。

接下来几年，二哥、三哥、大姐、二姐、四哥、三姐、我和小妹先后出世。本来拮据的家庭一下子增添许多人口，生活犹如雪上加霜。

饥饿的母亲奶水不足，二哥、三姐以及小妹先后夭殇。小妹的不幸离世，而母亲的奶水正好把我救活。

大哥、三哥、大姐、四哥、二姐和我幸运的存活下来，一家大小八口全靠父亲和母亲做工。可怜的父母忍受别人的歧视，默默无闻地干活。

上面一有风吹草动，父亲又是避免不了一场批斗。一次大队部里放电影，大哥早早把我背在肩上带着弟弟妹妹前去看露天电影，电影未放之前，高音喇叭喊起父亲等人的名字，“xx和xx快把电影机抬来。”听到大喇叭的喊叫父亲不知何时和xx已经抬着沉重的电影机，艰难地迈着步子，慢慢挤进电影场。由于他们步子放慢了一些，离天黑还早，喇叭里传出一阵高喊，“打倒地主”“打倒帝国主义走狗”，随后台下一派高呼，父亲和xx还没有歇一口气，就被突如其来的喊叫吓得魂不附体，兢兢业业地挤出人群。当我看到面色如土的父亲和xx时，毫不犹豫地攥紧小拳头“打倒地主”。一声幼稚的童音被父亲偷来的余光撞见，我吓得吐了吐舌。

看完电影回家，父亲气得给了我一拐栗，痛得我哇哇大哭，最后母亲心痛地埋怨起父亲“他懂得什么？”父亲懊悔默默地流出几颗伤心的泪滴。

地主二字对于我如对牛弹琴，还未上学的我只知道饿了吃饭，困了睡觉。秋收过后，母亲夜里不知在哪里弄些稻谷，放在石磨下磨出一点米粒，半夜放进锅里熬出一些米粥，香烹烹的，我喝了三大碗。从来没有喝过这样好的米粥。自我记事以来，母亲不是搞山芋糊、麦糊和野菜，就是山芋丁和几粒米熬成粥。家里一吃糊三哥就放声痛哭，母亲含着眼泪连哄带骗地喂三哥吃下。我总在一旁心灾乐祸，因为我不偏食，随便吃什么都能扒拉几大碗。

随着哥哥姐姐和我一天天地长大，家里更是穷得叮当响。衣服年年要换，大哥哥和大姐姐的个子不断长高，太小的衣服他们穿不了。这下我和二姐就捡了便宜。穿上哥哥的衣裤不是长了就是短了。夜里忙坏了母亲，她只得东拼西凑找些破衣，在煤油灯下撤东墙补西墙地拼接。

日子虽然很苦，但也给我带来许多快乐。譬如大姐放牛，队里要求双抢时给牛增加营养。每头耕牛下午必须喂草包子，草包料是大米和大豆在一起加点盐煮得半生不熟的，我们小孩子每天都在村口张望，一旦大田屋（公共队屋）顶冒起炊烟，我们就跑过去，香喷喷的豆米饭馋得我们直流口水。大姐冒着扣工分的风险偷偷地塞给我一个小饭团，我接过饭团溜出门外，狼吞虎咽嚼起半生不熟的饭团别提多兴奋，吃完了还不忘舔舔手指，生怕香气溜掉。

令我最开心的是摘槐树花，每到槐树花开这个季节，我跟着哥哥姐姐们到山头上去偷槐树花，反正山头大，几个孩子进山没人会注意。槐树花白白的，又香又甜。摘满一篓后顺便生吃一顿，把槐树花瓣抓在右手，伸出左手的拇指和食指，抽出花蕊，像蜜蜂采蜜似的吃下花蕊，塞进嘴里嚼得咯嘣响，甜得上下嘴唇都粘在一起。回到家里母亲把槐树花放在锅里焖，花的香气恨不得冲走鼻子。还没有完全烧熟我首先尝了一大碗。

好景不长，家里的灾难接二连三。别人都说地主家遭了报应。

十六岁的大哥偷偷报名参加生产队里的副业组。组长是一位堂叔，也没有出门的经验，这是集体的副业，出门之日算起，每人每天还能有一个工分可记。对于年大辈长的组长母亲也不好说什么，父亲卖布还没有回家，只得硬着头皮让大哥出门。大哥笑着对母亲说“在外也好见见世面”。大哥伸出一只手摸着我的头，“回来给你带好多好多的糖”。我们朝大哥摆摆手，母亲偷偷地流下眼泪。

大哥全脚出门，父亲后脚进门。一个月未到，公社邮递员送来一封加急电报给队长，队长叫人带口信说我大哥出事了。父母亲丢下农活，光着脚丫往队长家跑，问问到底咋回事？队长吞吞吐吐只说出点小事，旁边的社员交头接耳叽叽喳喳的，更有幸灾乐祸的，他们私下议论说“地主作恶多端，他的下代得到报应”。父母亲哪些闲工听这些，只是担心大哥的安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