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氏兄弟在神宗熙宁二年（一〇六九）到达京师。从那年起，中国则在政潮汹涌中卷入新社会的实验里，而此一政治波浪所引起的冲击震荡不绝，直到宋朝灭亡而后已。
这是中国最后一次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实验，绝不是第一次。在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上，有四次变法，结果都归于惨败。最成功的一次是法家商鞅的法西斯极权主义，因为商鞅的学说由秦始皇——万里长城的筑造人，认真地实行出来。
这个早期法西斯学说有两大特色，一为崇武，一为重农但是这两项仍是合而为一的，因为商鞅坚信有勤苦之农民乃有勇武之精兵，中产阶级的商人贸易者，应当力予制压。
我们必须注意，凡有极权主义提出来，不论古时或现代，基本上的呼声，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历史上，多少政治上的罪恶都是假借“人民”的名义而犯下的。
王安石新法的每一项都在使国家陷入灾难，他让国家的垄断取私人的垄断而代之，弄得小生意人失业；农人在无力付强迫的青苗贷款和利息之下，卖妻儿而逃亡，为他担保的邻居，或与之共同逃亡，或把财产典卖。
县镇监狱有人满之患，每一县政府都有查封的抵押品和没收的财产，衙门也讼案充斥。朝廷这样失政之下，即使没有外族侵入，任何朝代也会灭亡的。
在当时，皇帝极度信任王安石，以至于对新政持有异议者全都遭到罢官议罪，其中就包括司马光，欧阳修，富弼等一大批当朝元老，王安石还对御史台进行了大清洗。苏东坡看到新法搞的如此乌烟瘴气，怒不可遏。他有好多话要说，而且非说不可，正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他之坦白直率，是断然无疑的。
后来苏东坡的“蜀党”当权时，他一派中所有的人都打算把王安石的新法全予推翻，苏东坡所支持新法中唯一的一种，就是免役法。
苏东坡在设法挽救乡间的经济破产，请求政府归还没收的财产，宽免贫民的欠债。苏东坡写下这万言书之后，也打算罢官而去。他知道情势对自己不利，即便自己不遭大祸，至少罢黜是必然无疑的事
王安石赢得了神宗皇帝的极度信任，开始推行新政，并打击朝中所有反对派。苏轼不忍心见百姓受苦，更愤怒自己所欣赏的前辈被一一下野，他写下犀利而诚挚的万言书，力图挽狂澜于既倒。然而这并不能改变潮水的方向，最终他被调任，离开权力中心，成为杭州太守，也就翻开了他人生另一个新的篇章。
王安石儿子王雱之死，是对他的一个严重的打击。这位相国对政治与人生的虚幻，大彻大悟了，他感觉厌倦，呈请辞官归隐。
他对国家满腔热血，敢于对现状说不，坚持理想，初心是好的，但最后却众叛亲离，心恢意冷，噫吁嚱！理想与现实是有差距的，实现个人理想靠自己努力奋斗，实现国家理想靠民众为之奋斗，如果民众均反对则要反思哪出了问题，如果仍一意孤行，只会越行越远吧
王安石是个能人，但刚愎自用，他太有我，以至于忘记三省吾身，亲近小人，身处权力中心，他在大梦将成时忘记谨慎，提防。他终究还是走不到最后，若他半途清醒，或是审时度势，或是有伸有屈，圆滑…可惜，他不是这样的人。性格决定命运啊。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无可厚非。不禁又想起红楼梦中一句结语：“看破的遁入空门，痴迷的妄送性命。”人生适时要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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