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十八岁那个你

十八岁那一年，我焦虑、敏感、多疑、记仇、痛苦、虚伪、愤世嫉俗。

十八岁那一年，我已经过了想把头发烫卷的年纪。十八岁，我开始喝酒，从低端的锐澳百威喝到Jack Daniels喝到红方威雀再喝到轩尼诗。我说XO级干邑就应该纯饮，我爸说40%你还要不要命，不许你喝，我要拿出去送人，一罐酒两千多怎能被你小子拱了。

莫名熟悉的口吻。

我意识到最可怕的事情是，天底下的爸爸都是一样的——他说我家女儿十六岁怎能被你拱了，臭小子，想死啊你。他说你要是敢操哭我女儿，我就敢操哭你。

十八岁那年我面临的最大危机，是我突然意识到，还没经济独立的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对我女朋友说，嘿，跟我一起生活吧，我养你好不好。

后来我才发现，家是一座穹顶，生命的前十八年父母都在顶着那座穹顶，让你无法感受穹顶之外，那操蛋又真实的世界。

而当一个幼稚的男生发现自己给不了女孩子更多的时候，他就会突然长大。

很遗憾的是，距离总会让一些人把同城恋谈成异地恋，一连串幼稚地争吵，拒接，屏蔽与拉黑，只是为了听着对方在电话里的哭泣，好像这么做就赢了一样。根本没考虑过那个每次都闹着死不分手的人，会不会在未来某一个烈日熔金的黄昏里，就这么静静离开，再也没有回来。

青春就是，在你意识到自己微不足道的那一刻，发现这个世界才刚开始准备原谅你的无知。

十八岁啊，我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在担心自己不够漂亮、不够帅气、不够幽默、不够优雅、不够高或不够瘦，找到不够好的男女朋友，或者根本找不到男女朋友。我们之中的一小部分人在恨小团体，恨集体活动，恨只会逃避的自己，恨伤害过自己的人。

十八岁那年，我手里拿着中国最好的人文社科大学与台湾最好的艺术大学两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我学着做自媒体运营，做电子商务，跟供应商打交道，跟编辑打交道，加入来自五湖四海的小圈子，去纸媒的电影版块实习，参加各种首映会点映会，用一张故作正经却充满稚气的脸去采访导演与明星。你一定不会想到，我坐在凌晨四点的咖啡馆，坐在黑暗中听拍打着岸的浪潮声，想的都是同一件事：

我做这些有什么用？我赚到钱了吗？

“这些年我一直提醒自己一件事情，千万不要自己感动自己。大部分人看似的努力，不过是愚蠢导致的。什么熬夜看书到天亮，连续几天只睡几小时，多久没放假了，如果这些东西也值得夸耀，那么富士康流水线上任何一个人都比你努力多了。”——于宙《我们这一代人的困惑》

我曾经是个理想主义之上的人。初中时有道题目，问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什么，我听老师缓缓吐出四个字：共同富裕。这对我的三观是一次强烈冲击。因为几千年来的礼教都在提倡“安于贫乐于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贫贱不能移”，原来只是在安抚被固化的阶级。社会到处都充斥着“有钱的人不一定幸福快乐”这种吃不到葡萄的安慰说法，其实本质上跟“学历不高的人靠自己打拼成为富豪”一样，只是幸存者偏差与反智主义的夹心饼干。

阿廖沙被性侵后又被同侪麻木嘲笑，毕业两年以后挣到第一个一百万，她说还好我比你们都屌，松了口气。《Billion》第一季里，Axelrod说，他把他人生中第一个一百万美元的支票复印下来，寄给过去那些瞧不起他的Asshole们。

高二那年，有个老师对我说，我教过那么多比你优秀的学生，所以不是别人嫉妒你，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所以十六岁的我开始拼命研究怎么写剧本，因为我想把人生中第一个一百万寄给那些叫我去死的同学，我也想对他们说还好我没有真的去死，还好我比你们都屌。

可我忘了一件事。Axelrod的心理医生静静听完他的豪言壮语，最后对他说，你想证明什么？证明你被他们伤害得有多深吗？

十八岁的那个你啊，焦虑、敏感、多疑、记仇、痛苦、虚伪、愤世嫉俗的你啊，在无数个日夜颠倒、离群索居里拼命挣扎的你啊，请你善待自己一点，多爱自己一点，这个世界，没你想象中那么遭。

请你千万不要为了证明自己有多好，而让物欲侵蚀那些你所热爱的事物。毕竟你热爱着的事物，跟你第一次爱上的那个女孩一样，那么的单纯和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