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原来服膺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的学说而取名“知行”，这是唯心论，而后改成“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唯物论，将自己的名字改成“行知”。
这样的过程，也表现了陶行知思想的重大转变。
陶行知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论改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陶是杜威的学生，但对杜威的理论并不是全盘照搬，而是以回归“民族土壤”的愿望为媒介来接受和克服杜威的理论的。
陶行知回到中国，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杜威的理论改造成适合于中国的新学说，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生活教育理论，学生超过了老师。
概括起来，斋藤秋男的研究思路是：以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为研究中心，以三个相互关联的研究课题为主攻方向，以“民族土壤的回归”为核心命题，将陶行知视为“杜威的学生”，把他的思想发展作为“跟老师杜威的学说、理论的格斗过程”来把握，认为在陶行知的思想里，杜威理论的接受与克服不是毫无媒介地直接相连起来的，而是以“民族土壤”这种中国性质的东西为媒介相连起来的。
换句话说，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内在的克服杜威理论的过程”。
牧野笃认为，陶行知平民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活的机制”“国家的观念”“到民间去的运动”，只有领悟这些理念，方可“阐明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全体结构”。同时，牧野笃还从“个体与人类”，“民族与爱”相统一的高度去探讨与分析陶行知关于人的个性发展的思想。
他认为陶行知将培养人的个性巧妙地纳入了民族解放乃至人类发展的宏观体系中去思考与体认，实现了一种高层次上教育理论的飞跃。
牧野笃提出了“集团论”思想，在他看来，陶行知的“集团论”思想体现在各个层次、诸多方面：在教学上，以“教学做合一”为纽带构成师生协作的“集团”；在管理中，以“生活教育”为轴心形成了社会与学校融通的“集团”；在个人发展方面，以增强能力为旨归将个体置于“自立、自卫”的乡村“集团”；在实践活动中，建成“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集团”；最终上升到民族前途的高度，以实现人民解放、民族独立为目标，努力建成“以人民为主体的共和国”这个大“集团”。
《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展开和特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研究》纠正了斋藤秋男对陶行知思想来源的偏颇认识。牧野笃认为陶行知立足于中国固有的土壤，批判地吸收和借鉴美国杜威和孟禄等人的思想，而且陶行知还善于将其加以改造，可以说陶行知是带着创造性思维去接纳西方文化的。
陶行知的教育指导方法论是“教学做合一”，“用教育、学习、实践密切联系”的方法，去反对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
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独立思考、动手操作等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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