座落在大山深处的工业小城很落寞,可是人心却很喧嚣。
慕光父亲所在的军工厂不再生产武器零部件,而是忙着军转民。母亲工作了半辈子的纺织厂已经被南方先富起来的商人收购。
“集体所有制变相成了个体老板的私企,只给我们一点点活命钱,工龄就不算了,买断了,这不是资本家剥削是什么?”工人们在愤怒的抱怨声中纷纷被下岗,慕光父母和进厂当工人的姐姐都随着这股潮流回了家,没有法律援助,也没有社会保障。他们成为那个时代为国家的改革开放作出了牺牲的一代人。
父亲下岗后成天酗酒,与墙上挂着的技术革新模范、生产能手那些奖状的形象格格不入。
家里每月入不敷出,坐吃山空。父母吵架成了家常便饭,经常因为买菜多花了几毛钱,两人就会吵上半天,家里总是充斥着吼叫声和东西“乒乒乓乓”的摔打声。姐姐自从出嫁后就很少回家了。
慕光休假刚回来那几天,家里安静了一些。慕光把钱放在桌子上,父母仿佛看到了今后生活的曙光,他们开始盘算着做点什么小买卖以维持生活。可是遭遇了到处碰壁的结果后,家里又开始了持续不断的战争。
慕光一点儿也不想呆在家里,突如其来的凄凉和不安全感总是袭击着他。他也不想去找一起长大的伙伴。他们同情他的境遇,但是慕光却读出了怜悯:“你当初不是风光地考上军校了吗?你不是要当名医吗?可现实呢?你被发配在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看不到任何改变的迹象,一辈子也就这点出息了!”
慕光受不了这种轻视,心里骂他们鼠目寸光。
有一次他从姐姐家回来,远远看见了温红妈妈,他本想问问温红现在美国生活的怎么样,但温红妈瞥见他后便绕道躲开了。
小城今年格外冷清,灰秃秃的,也没什么过年气氛。慕光家草草地吃了顿年夜饺子,年就在一家人的愁眉苦脸中过去了。
在家无聊的日子让慕光感到更加孤独寂寞,憋屈郁闷,心里惟一的寄托便是远方丽丽娅的温暖。
假还没休满,慕光就借口部队有事,心里长草一般,也等不及卧铺票,急急地上了一列北上的火车,坐着硬座逃离了这个烦乱的家,烦乱的小城。
他要赶回部队去,那里纵然冰天雪地,纵然天高路远,纵然吃苦受累,但是那里有亲切的战友,有淳朴的边民,有安宁舒缓的大自然,最重要的是那里有一颗赤热的日夜思念着他的心。
一想到丽丽娅,他便恨不得火车提速,再提速。
可是本该两天一夜就到北京的火车,却站站延时。在一些大站,慕光看见拥挤在站台上混乱的学生队伍,他们因为上不了火车而情绪激动,与维持秩序的铁路警察僵持着。
车厢里,“北京已经被管制”的小道消息流传着,旅客人心惶惶。
火车终于缓缓地驶入了北京站。
经过几天空气龌龊、拥挤嘈杂、无法睡觉的煎熬,慕光拖着酸胀的双腿走出车厢。
刚一迈上站台,就被等在那里的同学给泼了凉水:
“谢天谢地,你这趟火车终于到了,我都跑了三趟车站接你了!但是你那下一趟车暂时没有任何消息!喏,这是下趟车票,你先拿着,等着改签吧!”
“为什么?”慕光瞪着布满血丝的眼睛问,他正庆幸赶上了今天要从北京经过的草原列车。
“学生们都上街了。好多学校课也不上了,人都跑到天安门广场集会去了,主街道上都是游行队伍,北京这几天已经乱了套,火车也没了点儿。”
“怎么办?”慕光问同学。
“先到我那里住下,等你的火车通知呗,没别的办法。”
出站口就在前方,可是他们却挤不过去,那里好像被围堵了。
熟悉地形的同学带着慕光在用各种警戒线、铁栏杆隔离出不同空间的车站大楼里穿行,左拐右绕到了候车大厅。
这里人声鼎沸,滞留的旅客们在吵闹着跟车站负责人要说法。他俩披荆斩棘般拨开密密麻麻的人群,侧身冲开一条路,总算跋涉到站前广场。刚透了口气儿,发现这里也是黑压压的人群,人浪起伏,如风暴前的怒海。
两人望着不远处被围得水泄不通的地铁口,又是一筹莫展。
同学是北京人,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一家军队医院。医院在单身宿舍楼分给他一个床位,他平时也不住,偶尔加班才暂栖一下。
慕光放下行李,坐在同学的床上,看着窗外。
院子里,一树树粉色的玉兰花盛开着,云蒸霞蔚一般,医生护士们在花树下来来往往,脸上挂着身居京城的优越。慕光的心中涌起一股对自已对未来的悲悯。
京城里暗暗涌动着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街头巷尾奔波着的人们,脸上透着焦虑或亢奋,还有一些人抑制不住地表达着对政治变天的渴望。
同学所在的部队医院正好在大学区附近。这些毕业没多久的单身军医们平时也比较关心时政,私下里常常议论国家现状,他们经常去附近的高等学府听一些名人讲座。
滞留在这里的慕光跟着同学骑着自行车偷偷地到附近一所著名大学里去看了一次民主墙,听了一个演讲。
演讲者挥着手臂带着听众在会场上群情激忿地呼口号,声讨社会上的腐败现象,谴责天天出现在电视里的权贵及其子女们倒卖军火,倒卖紧俏商品,倾吞国家财产的行为。会场上愤怒的声音让同学脸上不自在,却让慕光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一个在遥远的边防服役的小军官,在这种情形下,想到了成千上万像他父母一样下岗工人的黑脸,对时下流行的 “十亿人民九亿倒,剩下一亿在思考”的笑谈深深地忧虑起来,对国家的前途命运产生了不安,在“一切向钱看”的嘻谑中,他对自己奉献国家的意义开始产生怀疑。
一天中午,单身汉们吃过饭,在有着一长溜水管的池边洗碗,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医生走进来问道:“你们谁去天安门广场了吗?”
“没有,我们在做实验。”有人答。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竟然还有心思做实验?!”医生质问。
一时间,除了流水声,水房里一片安静。那军医没再说什么,转身走了。剩下的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回到宿舍,一半人没有午休,相约着去了天安门广场。
慕光的同学到最后一刻决定不去了,他认为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作为军人最好不要轻举妄动。
果然,到了晚上,主管政工的领导开始一个一个找人谈话。
学生上街游行一天比一天多,更多的外地学生向北京涌来,一些知识分子也组织起了游行队伍,京城的交通几乎瘫痪。“北京要戒严”的小道消息甚嚣尘上。
慕光的心情很糟糕,他说不上喜欢还是讨厌这种形势,他的生活离现实太远,不论是维持现状还是改变制度,恐怕都与他无关,他只想偏安到静僻的界河边上去。
现在对他来说,最真实的就是有血有肉的丽丽娅,她现在就是他精神和心灵的避难所。
“我必须走了,哪怕扒火车也走!”面对慕光的斩钉截铁,同学设法帮他搞到一张去哈市的站票。
“到那里再想办法吧!”同学半夜把他送上火车,挥手告别时说了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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