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五花马
刚刚！欣喜看到杭州保姆火灾案件受害人家属依法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个案的博弈，纠纷的解决，意味着权利的维护与权力的制约，而这也正是社会公义得以实现的累积过程。
圣人们说，宁使天下无讼！资产阶级启蒙者说，为权利而斗争。法治社会的律师，是民众权益与社会理性的忠实代表。
然，律师这个职业对于我华夏古国来说却是西学东渐风潮下的舶来品，纵览百年历程，生的艰难，活的不易，三起三落，命运多舛。
无论是试图建立律师制度的清政府，还是匆忙接受律师制度的民国政府，都对律师制度的本质缺乏足够认知，或有认知，但不认同，无意借助这一制度来掣肘国家权力，还人民以权利，而仅仅是，至少主要是，将其工具化。
自1979年恢复律师制度以来，新时代的律师业，规模和专业化程度，获得长足发展。然，精神层面、执业自由度上，似不见脱胎换骨变化。
孙瑜律师曾指出：中国难以回避现代化的进程，难以回避现代化进程中的法治之路，当然也难以拒绝法治语境中的律师职业。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已然接受了律师，如何让这个职业健康发展？又如何让这个职业发挥它应有的功能？当我们的某些体制与律师职能发生冲突，是痛下决心革新体制，还是其他？当我们的世俗观念与律师职能发生冲突，是强制律师媚俗，还是学梁启超先生的“新民”？当律师犯了权重者的禁忌？是痛下“杀手”，还是宽以包容？所有这些问题是中国进化过程中绕不开的章节；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关系到律师职业能否真正融入中国社会。
律师职业的脱困与革新，必先仰仗于体改，而后还原于自塑，最后走向自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律师需要“坐等天明”。
律师要有所作为，离不开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执业权利之保障；二是职业素养之提高。
最好的选择莫过于搁置抱怨，回归实干。对内自省自强，对外推动改革，把体制的完善与职业的自塑融为一体，把律师的业务与政府、民众的需求巧妙结合，公共关怀与个案正义结合起来，让社会认可律师，让律师融入社会，如此，律师的诸多问题，或将渐渐变得“不再是问题”。
心态决定状态，定位决定地位，思路决定出路。吾辈当有勇士之胆识，谋士之韬略，隐士之淡定，常怀感恩之心，身负君子之德，秉持专业之能，诚信执业，对自己所选择并为之奋斗的事业目标，有一种价值认同感、职业尊荣感、人生归属感，唯其如此，我们才会有追求、有底线、有份量和令人尊重。
这话说起来可能显得大而不当，但，我原意用余生去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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