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陆续续地，知青们都到了，昔日冷冷清清的大岗知青场一下热闹了起来。
我们这批到大岗知青场的一共15人，10男5女，其中城里下来11人，涂坊上来4人。除了有1个是往届生，另1个属社会青年外，其他的都是1972年底毕业的应届高中生，是文革中恢复办高中的第一届毕业生。虽然各人的出身背景不同，但求学经历相似，年龄相仿，有的还是同班同学，有共同语言，很快大家就熟悉起来。
场里原来有十几号人，其中有1969年随父母下放来的外地知青郑毅和陈明、陈燕兄妹;社会青年邹永铭、李小炎;下放干部王汉山;场领导吴永章;公社送上来进行劳动改造的“管制分子”吴新祥、涂庆洪、涂明良，还有一家从赖坊迁来的住户，户主叫赖卓良，他的老婆四莲子、弟弟“茂佬"、“大嘴"，母亲和一个小女儿。
场里有集体办伙食。早上稀饭，中午、晚上干饭。厨房的墙上贴有就餐表格，标注有就餐人员姓名，就餐时间，就餐饭量，就餐前要在表格上登记，并要写上数量，没登记就没饭吃。
干饭是用一个四方的铝盆蒸的，蒸好后用铝板隔成一格一格，方方正正的，象豆腐块，三两一格或四两一格，打饭时，做饭的人用一个铲子铲一块盛到你的盆子里。如果没吃饱，厨房里饭还有多，可以再来半格或一格，反正都记在你名下，月底统一结帐。
厨房也供应菜，但经常断菜，我们到场后才知道这种情况，赶紧派一位知青回城去，挨家挨户去搜罗菜下来，常年家里搭菜成了很大的负担。
国家第一年给每个知青每个月8元钱补贴，场里发给个人，手里有些钱，我们赶墟时会买一些蛋呀，菜干上来，偶尔还买些肉。第二年8块钱停掉了，场里又发不出一分钱，就完全要靠家里接济。
大岗知青场种有20几亩田，养了20来头猪、2头牛、2头狗、10几只羊。田地都散布在场背后的岗上和屋子的周围，最大的一块地有2亩，在进场口的路边，其他都是小块小块的，早季种水稻，晚季大多种地瓜。
已经是3月下旬，马上进入插秧的大忙季节，场里前期播下的稻种刚出苗就碰上“倒春寒”，被冻死了，后面补播的刚刚出苗，还要一段时间才能移栽到田里。
场里安排我们跟着老职工先期做些插秧前的准备工作，把牛栏、猪栏、羊圈里的粪便清除出来，一担担挑到田里，均匀地撒开;把田埂加高，便于蓄水;还有就是上山砍柴，因为插秧一开始，大家都要下田，没空砍柴，要备足柴火。
我和木榕、何禄第一次到场后面的苦竹山上砍柴就碰到下雨，我们都淋成了“落汤鸡”，挑着柴回到场里已经中午12点多了。一过秤，我挑了近100斤，他们两个都比我多，超过100斤。
晚上没事大家就互相串门，或在昏黄的煤油灯下给家人、同学、朋友写信。我连续给父亲、母亲、哥哥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写了几封信，报报平安，通报通报情况。开始写信还很积极，慢慢就疏懒了。开始我也记些日记，后来也懈怠了，有一天没一天地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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