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对话

张泽勇

1980年，我正向25岁迈进。25岁，正是我踌躇满志的年齡。2月的一天，春节临近，我回长阳老家渔峡口镇施坪村度假，可以说这是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始点，也是回到了我于物质和精神双重贫困中突围的起点。

与往昔的假日一样，我依然是在劳作中度过。在大学毕业后的时间简史里，我只记录着读书、写作、教书三件事。说读书，是我沉醉阅读，习惯于书中寻找人生百态和世界万象，探求关乎生命关乎诗意的生活；说写作，是我走向工作岗位的两年中，沉溺于农村题材的书写，尤其迷恋汉字的玄机与语言的绚烂，往往挑灯夜战字斟句酌；说教书，是我当时在省属重点中学里任教，日复一日的“师说”劳动中，累积着教学相长的人生体验。

腊月的土家寨，家家户户已开始筹办年货。屋外，北风呼呼地吹着，尽是花栎树的山林里，落叶満地，秃枝虬张；田野里的乌桕树，在凛冽的寒风中，发出呜呜响声；唯有青青麦苗、金黄油菜和开着紫红花瓣儿的碗豆苗，以热烈的表情抵抗着寒冷。屋内，火笼房里，树兜子燃烧正旺，炕架子上的猪肉早已薰得焦黄，散发出诱人的香味。这种温暖，这种时光，我开始阅读《史记》。一来，我的古典文学基础蛮差，我想借寒假以恶补。我的目标是精读500篇古文，这样才有资格教育学生。二来，那时我正受鲁迅作品的影响，常常模仿他的风格，学写杂文。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要学以致用，阅读才有持久的动力。1979年7月，我曾在《宜昌报》发表了一篇《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杂谈，批评县乡两级少数干部思想僵化与冷漠，致使党的农村新政策不能落实的慵懒现象。我中学的数学老师杨志明先生竟拿着报纸，在课堂上朗读。消息传来，给我以莫大震动。我想，说不定这次读《史记》，司马迁会给我新的灵感。

果然一天，读《扁鹊仓公列传》，缇萦救父的故事让我眼睛一亮。故事的大意是说，汉文帝四年的时候，有人上奏巫告淳于意，淳于意被押解长安。临行前他的五个女儿，跟在后面哭泣。淳于意便骂道：“生儿女不生男孩，有了紧急情况没有可以使用的人!”在这时候，小女儿缇萦为父亲的话感到悲伤，就跟随着父亲来到长安。她上奏书说：“我的父亲为官，齐地的人都称赞他廉洁公正，如今犯了法，判了肉刑。我深切地悲伤处死的人不能复生，受肉刑的人不能接上肢体，即使想要改过自新，这条路也没有多少人能走过去。我愿意交出自身，做官府的奴婢，用来赎父亲的肉刑之罪，使他能够改变品行，自己重新做人。”年仅12岁的缇萦石破天惊的举动，感天动地的声音，让汉文帝深受感动。汉文帝不仅免去了她父亲的冤屈，还下令废除了这种酷刑。这个故事，让我想到了村里许多农民重男轻女的偏见。由于这个偏见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我家邻近有一位农民，就是因为要生男孩，一连生了10个孩子。于是，我就引用了“缇萦救父”的故事，连夜写成了《姑娘也能办大事》的文章，批驳了重男轻女的思想，为缇萦也是为广大妇女唱了一首赞歌。春节回城以后，我把稿子略加修改，就投给了湖北日报。这是我第一次给省级报纸——神圣的湖北日报投稿。稿子寄出以后，我感觉像是农民播种一样，期待种子早日发芽拱出地面。

现在看来，我的这篇文章就是新闻评论，与鲁迅的杂文风格风马牛不相及。我永远记得1980年3月11日那天上午，学校党支部的干事雷承兰老师来到我们语文组办公室，她说：泽勇，你有一篇文章在3月8日的湖北日报上发表了。我当时脸唰地一下红了。那种红，有几分羞涩，但更多的是兴奋。我赶紧跑向校长办公室翻阅我的那篇文章。果然，《姑娘也能办大事》的文字赫然在目，发在第三版头条位置。由于文章发于专栏，框以花边，加上那种区别于消息和通讯的字体和字号，使原本平平的文章居然有了几分严肃与大气，格外醒目。我朦胧地感受到版面语言的力量。我有一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难道会写出如此庄重爆出火星的文字吗？对这篇文章，那个星期我不知看了多少遍！

这是我与湖北日报的第一次对话。不过报纸对话，是无声的也是鲜明的以发表作品的独特方式，表明它取舍的态度、观点和立场，而作者只能凭被采用的作品，判别编辑部选稿用稿的价值取向。那时我并不懂得报纸评论要具有政治性、新闻性、针对性、群众性的审美尺度，我只是纯粹喜欢鲁迅杂文尖锐泼辣一针见血的刀锋般的光芒，我试图朝那个方向靠拢。如果说我的这篇《姑娘也能办大事》有幸被编辑部选用，说明它是来自于乡野来自于大地的产物，上面沾染着潮湿的泥土味道，弥漫着清新的庄稼气息。这些质朴自然的元素，至今依然影响着我的写作。因此，我要感谢编辑部让我始终保持着这些接地气的元素。

（作者简介：中国作协会员，原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三峡分社党委书记、社长，现为宜昌市作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