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马追风的少年

图文/幸福

跨马追风的少年

1986年秋天西上天山，1995年12月底回宝鸡。作家红柯在天山脚下生活了10年，创作了天山和丝绸之路系列作品。红柯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记得去伊犁州劳动人事局办完调动手续，返回奎屯，过西天山果子沟时，天山顶上巨大的月亮一下子贴近车窗，我突然泪流满面，我已经办完了粮户关系、工作关系，档案已发走，我再也不是新疆人了。从24岁到34岁，我的青春年华都留在天山了……”随后，红柯说：“回到陕西，才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新疆人。”

从身体的离开到精神的返回，重拾难忘的经历，变成人生中的勋章，足够让人受用一生，红柯十年磨一剑，就像作家巴金的随笔集《十年一梦》，生活在新疆这片中原文化、游牧文化、宗教文化交汇地，1990年到1992年，红柯完成了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与《百鸟朝凤》的初稿。2001年第四期《收获》首发了红柯的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我从《西部商报》上的小说连载，最初读到红柯的这部小说时，被凝练的句子所吸引，作家用诗意的激情，写了马仲英——这个在河州家喻户晓的少年。

人生短暂，如白马过隙。马仲英有史可考的短暂人生经历，主要集中在1928年至1938年之间，十年弹指一挥间，小说浓缩了血肉饱满的人生，将儿子娃娃留在了青春年少的年龄，在穷途末路后的人生收束，留下的种种猜想，似乎不愿让人看到英雄迟暮的老态。“尕司令”马仲英，注定是一部传奇。这位曾经叱咤西北的人物，卒年不详的他，流传的民间故事，使他更像一个传说，同时给小说创作留下想象的空间。

清末民初，军阀割据，倚重一方，各自为政，连年征伐兵燹，乱象丛生，动荡如春秋战国时期。乱世枭雄争夺，野心与欲望纷争不止，门阀不断膨胀的名利场上，少年马仲英跃马疆场的身影，如一道炫目的闪电，横空出世，出现在近代史中。有别于军阀势力，他行侠仗义，思想开明，心胸开阔，知人善任，不拘门户，广招贤纳士，足智多谋。经过整编后的三十六师，既有生活贫困的农民，也有落寞的贤达人士，他们投奔马仲英麾下，成了他的座上客，各种思想汇聚，以期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从河州兵败到肃州整编，马仲英迫于军阀势力的排挤，毅然选择了率部西退入疆，不难看出其为人禀性率真的一面。如果说西去是马仲英的无奈之举，使他偏安河西一隅的构想，以失败告终后，在不愿寄人篱下的心理驱使下，他西去哈密继而攻打盘踞迪化的盛世才，相比于开疆拓土，争夺地盘的地方军阀，与求得立锥之地的马仲英，自此使他与他人有了霄壤之别。

从最初在青海“七少年聚义”，尽管思想不乏幼稚单纯之处，但叛逆性格所决定的冲动，少年理想中的乌托邦，赋予他浪漫的情怀。作家红柯的长篇小说《西去的骑手》，举重若轻传神的笔触，刻画出少年马仲英，气定神闲的贵族气质，年轻果敢的那种从容不迫的绅士风度。小说以生动的笔触，刻画出了坚韧不拔的少年形象。红柯在小说中写了河湟的场景，沿着当年骑手走过的地方，红柯来到了河州采风，雄奇的河湟大地出现在小说中，身临其境的河湟山川一一对应。红柯写到了青甘交界的大河家，一群少年乘羊皮筏子渡黄河的情景，被描写得出神入化。

那些谙熟水性的老人，惊异地站在黄河对岸，目睹到了这一幕场景：在翻滚奔腾的激流中，马仲英骑马从河面上飞跃而过。在“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马仲英和士兵们，头顶苏军飞机的追赶轰炸，从身处死亡的绝境中脱身，令人不可思议地一次次逃过了劫难，化险为夷逃生，每每让他的对手，感到莫名其妙。

在河州攻与守中，双方胶着难分难解的对峙，往往是棋逢对手的情形，而打得不可开交的原因，确是他难以捉摸与飘忽不定的阵法，那种失去阵脚的沙场，陷入僵持不下的尴尬境地。“这个儿子娃娃，怎么不按兵法打仗？”，连行踪也无章法可循，神出鬼没的突围，出人意料的逆转，每每使对手心生困惑，对这位少年充满既恨又爱的情绪。

固执前行的年轻气盛，不留退路的决绝，到生与死的对决，少年马仲英不肯服输的骨气，让对手也心生敬佩。

此时的马仲英，年仅17岁，还是少年儿子娃娃。“这个毛头娃娃，真的不要命了！”马仲英异乎常人的举动，令他的爷爷和长辈惊闻而色变。在西北，人们把男娃叫尕娃，叫儿子娃娃。河州在说起马仲英时，还叫他“尕司令”。

红柯的《西去的骑手》选取典型场景，前者侧重写马仲英在迪化；临夏作家王维胜的长篇小说《打马走过草地》（中国文化出版社，2002年），侧重写了马仲英在河州，两位作者均选取了他十年中的片段，作为小说着力点落墨，如古希腊将领阿伽门农，大举进攻特洛伊。少年马仲英为替父报仇，围攻河州城，像帕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

从文学审美的层面来看，是少年无畏无惧的精神；从诗歌角度来看，是文学的丰富想象力，对英雄主义投入的审美关照。红柯小说《西去的骑手》塑造了马仲英鲜明的个性，张扬着固执的叛逆精神，让他与周围的人显得格格不入。

从三围河州，到围城宁夏，三围迪化，每次为期都在四十天左右，直到马仲英败走麦城，径直走进他自己的传说。无意于尘世利益间的流连，小说《西去的骑手》结尾赋予的悲壮意味，是马仲英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