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后的台湾，时局动荡，天空布满愁云，身在其中的人，无法自主地为自己的命运做出改变。于是有些人在沉默中爆发，而更多的人，则在沉默中走向了灭亡。
谈台湾历史，这一段岁月是永远也不能被轻松地跨越的，而事实上，这段时光在历史的长河中又的确显得过于晦涩，这就使得很少有人能真正讲好这一段故事。在目前看来，侯孝贤导演的《悲情城市》，可以称得上是讲述这一段历史的一部极为珍贵的作品，在整个台湾电影史上，也是无法忽视的浓墨重彩的一笔。明明是一段令人谈之色变的恐怖回忆，却可以在他的手下变得朴实恬淡，台湾这片在飘摇风雨中起起落落的芭蕉叶，终于在一种深情里，找到了叙述的出口。
一九四五到一九四九，大概是台湾这座小岛历史上风浪最不平静的几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撤离、“二二八”事件、国民党撤退……每一个词语背后，都藏有一段令人触目惊心的血泪故事。本该是哀鸿遍野、怨声载道，但《悲情城市》向我们呈现的，却只有一个家庭平凡的生活。靠着当流氓而称霸一方的林氏家族，在历史的变迁里被动地改变着自己的生活，大哥当家，耿直豪迈，最后却在与外省人的周旋里遭遇了枪击，因此殒命；二哥外出南洋，在整部影片中杳无音信，只在侧面留给观众一个还在家中静静等待他归家的老婆，不断猜测想象；三哥与外省人做生意意图发财，反被陷害入狱，最后落得疯疯癫癫的痴傻结局；老四是兄弟间最聪明的一个，却因为后天的意外导致了聋哑残疾，但这也并不影响他像旁人一样，被无辜卷入一场政治的迫害。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份寻常的平凡之后，又有一股不寻常的力量，很少有人会不被这份潜藏其中的不寻常的生活与情感打动，其后劲之大，竟可以让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郁郁萧索，感怀着一股淡淡的忧伤。
后天聋哑的文清与生性恬静的宽美，是这部电影的男女主人公，他们的形象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基调。有人说，世事纷扰中最为动人的，莫过于文清与宽美在纸上安静的书写。他们的书写，从表面上看，是为了便于与残疾的文清进行沟通，往深了想，其实是在这个纷繁动荡的时局里，对自己一隅安静生活空间的追求与向往。
宽美其实一直都在写，除了与文清交流时的书写，还有她自己持续不断的日记书写。她是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子，原本可以不用涉及任何的政治事件，平安快乐地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但处在那个年代里，每个人都是被动的——她既没有发言权，也无力对现实做出改变，于是，她只能寄希望于，从书写中寻找一丝慰藉。
初赴九份上班，面对未来崭新的生活，她写：“山上已有秋天的凉意，沿路风景很好，想到日后能够每天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心里有一种幸福的感觉。”“二二八”刚开始，她第一次意识到这个事件跟自己的生活发生了连接，她写：“大家都怕，一个战争刚结束，另一个战争怎么会接替就来。”文清第一次被抓入狱中，在老家得到消息，她写：“文清他父亲在骂，连聋子也抓，这个世界还有没有天理。天理有无我不管，现在我只想知道，文清他人在哪里，是不是还平平安安地活着，要是活着就好。”与文清结合之后，物质生活更加难以为继，她写：“邻居都说日子不好过，可能我比较不会想，因为我只要看到文清跟谦在身边，就觉得日子很好，很幸福。”寥寥几笔，就把一个纯真恬静的女子形象深刻地刻画了出来。
文清与宽美，纵使沉默，纵使平凡，但仍然有在这个时代里无法被抹去的典型意义，而这个典型性，就是造成他们生活悲剧的根源。从某种程度上讲，宽美是流淌着日本人的血液的。她讲台语，也讲日语，甚至还在台语里穿插着日语。日本文化的精神已经渗透进宽美的生命，并与她融为一体了，这体现在她与静子小姐交好，以及熟悉日本礼仪等方方面面。作为一个台湾人，她没有办法对被新政府称作“敌人”的日本人产生恨意，因为她与成长过程中接触到的日本人，竟其实已经有了家人般深厚的情谊。在这样的时代里，宽美势必会在对政治的无法认同之中，让心灵饱受痛楚。
文清虽然不能言语，但没有人能够阻止他进行思考。于是，他结交进步人士，阅读进步书籍，学习进步知识……大概在这种动荡的时局之下，有过多的个人见解非但不是件好事，甚至还是大错特错的。聋哑本是一层可以让他免受伤害的保护膜，但却也因为他自己的选择，反而成为了更加致命的弱点。
如果说，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故事里宽美这一人物形象代表了日本的文化，而文清代表着新兴的中国文化，那么，作为连接他们两人的纽带——宽美的哥哥宽荣，则是一个日本旧文化与中国新文化的结合体。他崇拜着日本精神——“日本人最欣赏樱花那种开到最满最美的时候一同离枝入土的那种情景，他们认为人生就应该是这样。”并且也深深认同，于是，他愿意不顾性命安危，毅然决然地投入到自己的革命理想中去，为祖国的未来而浴血奋斗。同时，他又乐于吸收进步的新思想——读马克思著作，与知识分子结交，唱爱国歌曲，谈论时事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宽荣与他结交的这一群爱国知识分子们，实际上代表了整个台湾当时的文化情况。在那个青黄不接的年代，旧的东西出不去，新的东西进不来，他们集结在一起，大骂政府的没有人权：“当初也是清朝把我们卖掉的，《马关条约》有谁问过我们台湾人愿不愿意？”也在遭到迫害，牺牲之前留下壮烈的遗言，“生离祖国，死归祖国，死生天命，无想无念。”他们最后的牺牲，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似乎是无可避免的，但在宽荣这样一群人自己看来，最有意义的生命，莫过于此吧。
日治时代的结束，看起来似乎带来了自由与光明的未来，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给予台湾的，却恰是更多的框架与束缚，以及在过度捆绑后的迷茫怅惘。《悲情城市》整部影片，多次以框形结构的构图方式来进行画面的表达。这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男主角林文清从事的照相事业。聋哑的文清靠着拍照这一技之长养活自己，他终日沉默，唯有与相片进行心灵的交流。摄影，是文清向世界发声的方式，也是他认识世界的方式。小小方寸的照片，装的却是文清的全世界。一方面可以说，世界对于文清，从一开始就是不公平的，他没有办法以正确的角度来与世界对话；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摄影于文清一种独特的坚持，这是无论世事如何变改，都没有人能夺走的，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除此以外的另一个体现，在于建筑的结构布置。林氏家族原本家境优渥，有一个很大的宅子供家人居住，其中装修布置的精巧本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放在这部影片里进行细读，又让人感到绝非仅仅是这么简单的事情。林家的会客厅发生了很多的大事小情，无论是家人聚餐还是军队骚扰，无论是温情交流还是夫妻争吵……这个大大的会客厅仿佛一个剧场，每一个跟林家有关系的人，都在这里演绎着自己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人生。仔细观察这个会客厅，就会发现背后一层框形结构的彩色玻璃幕窗，一格一格，在人物的背后筑起一道城墙，既以一种压倒性的钳制，让人物禁锢其中，又造成深远的景深，把彩色玻璃幕窗的前后隔绝成两个世界，让身处在同一个家族中的人之间又产生出一丝自然而然的隔阂。
在家中、在医院、在酒楼……多个场景的表现里，导演侯孝贤都有意或者无意地让人物在门框的背后出现，平淡的现实生活场景里兀地生出一道有阴影的框架，让人感到抑郁，却又逃脱不得。
《悲情城市》的问世，一度让九份成为热点——那从高处眺望下去的海域，呈现的不一定是美感，但一定会让人印象深刻。影片里多次以大全景的方式展现九份风光，有时是单纯的空镜头，有时也会有人物的出现，但主角却是始终不会因此而改变的——那片浩大的、深沉的、萧瑟的海域。站在台湾看海，与站在对岸看台湾，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但那个时代的台湾人，并没能够拥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跳脱出来。出现在画面当中小小的人物形象，给时代留下的匆匆一瞥，就是他们真实存在的整个人生。他们无助地看着这片包围在家乡四周的沉默海域，在风雨飘摇里，竟恍然达成一种海与我为一的独特视角观点，自然与人生，皆飘零不知所终。
构图以外，带给人深深心灵震撼的，还有贯穿整部影片的背景音乐。影片中的音乐，来自一支名为 “S.E.N.S”（神思者）的日本电子键盘乐队制作的专辑。这部曲子，是创作者专为电影《悲情城市》所创作的。在有限的时间内，“将电影中深沉的、无法言喻的无奈与悲伤诠释得淋漓尽致，让人印象深刻。”
音乐《悲情城市》，可谓是这部电影的画龙点睛之笔，因为是日本音乐家的作品，其中浓厚的日本特色使得电影充满风韵，这也与影片之中刚刚脱离日本统治台湾的历史背景接近，其中的真实感与在现在看来充满异域感的日本风情不言而喻。另外，在简单的旋律当中，又蕴含着更深一层的博大与深奥，悠扬的旋律在紧张的鼓点之下呈现出的焦灼感，犹如宽美与文清恬淡的生活在动荡的时代背景下，表现出来的一种对未知的深深恐惧。这种焦灼与恐惧，或明或暗，震撼紧张，潜伏在影片的肌肤之下，让人感觉到，似乎随时随地都会有一股爆裂力量冲破出来的可能性，相当地富有张力。
在时代动荡下被动改变着的台湾——一座悲情的城市，没有人能够事不关己，独善其身。林家四兄弟的故事，宽美与文清的故事……发生在这座城市里的每个角落。这是每一个台湾人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九年之间经历的一段最真实的人生，也是后来的人们，在面对台湾这一时期的历史时，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这其中的愁思，非但不会消散，更会在历史的进程里，成为深深烙印在每一个台湾人血与肉里面的文化肌理，沉淀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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