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鏊子记》

我是一块铁。淬于铁匠铺的烈火，浸过海河的潮水，最后被一双粗粝的手磨出温润的光。他们都叫我鏊子，把我搁在天津卫的街角，而一搁就是八十年。

头三十年，我总被炭火焐得发烫。老陈的爹——那时还是个小伙计，脊梁杆挺得像旗杆——总在五更天把我架起来。绿豆面糊倒在我脸上，“滋啦”一声就活了，顺着我身上的纹路漫开。拉洋车的爷们儿蹲在我旁边，咬着煎饼骂街，骂苛捐杂税，骂鬼子的枪托，唾沫星子溅在我脸上，混着面酱的咸。我抬头看向他们，看到的是他们脸上沟壑里的痛苦。老陈的爹敲了敲我的脑袋，让我继续干着活，念叨着：“谁家不是这样呢？家里几口人儿，全靠着我这活着”

有回队伍打这儿过，穿灰布军装的年轻人把最后一块干粮分给了乞丐，自己买了套煎饼，蹲在我旁边吃，说：“等把鬼子赶跑了，咱也开个铺子，让你天天烙白面的。”

“白面是啥味儿”我扭着身子问道

“很好吃的味儿，吃一口，嚼吧嚼吧，舌头都能被吞下去”老陈的爹安慰着我。

“啥时候你用白面摊个？”

“啥时候，等他们打走鬼子”

听了老陈他爹的话，我舔了舔我的唇，我想知道白面是啥味儿，为啥所有人都说，鬼子走了，就能吃上白面。

我每天都在祈祷，鬼子快走吧，隔壁李大婶还没吃上口白面，就饿死在寺庙。张小虎饿的像只小老鼠，每天窝在他娘怀里，每天说着“娘，我想吃白面”“等卖白面的人死了”“那卖白面啥时候死啊”“等咱娘俩儿死了”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重复。可张小虎死之前也没吃上口白面，因为他娘被卖进窑子，他没人管饿死了。

我就这样，摊着绿豆面，想着摊上回白面，嗞啦——一声小麦香一点一点，渗出来的味道。

后来老陈他爹老老陈，死了，我摊上回白面。老陈红着眼看着我。

1976年的地动山摇里，我被埋在碎砖底下。听着外面撕心裂肺的哭，也听着“加油”的号子穿透烟尘。等重见天日时，我缺了块边角，像个豁嘴的老人。老陈——这时他已接过了他爹的竹蜻蜓——摸着我的伤疤，眼圈红得像酱豆腐：“咱不碍事，能烙饼，就还能撑着。”

我扯着伤口，咧着嘴一笑，想像当年陪着老老陈一样，陪着这个愣头青，熬过这段艰难的日子。

那年冬天特别冷，寒风一下刺进人的骨子，又一把拉出，周而复始。他把我架在临时搭的棚子里，免费给救灾的人烙煎饼，绿豆面掺了红薯粉，却烙得比往常更瓷实。有个戴红袖章的干部啃着饼说：“这味儿，比大鱼大肉暖。”我知道，他尝到的不是面香，是烟火里的筋骨。

一些老人靠近下面的炭火，絮絮叨叨讲起天津卫是如何起来的。我偷偷抹了把泪，我想老老陈了，他好像在很远很远，死了。那地方比到城外，还远。他把我交给那时小老陈，就走了。他说他要让很多像老陈的孩子吃上口白面。他约莫死在远方。我看见千万个老陈，不回头向硝烟深处奔去。

  新世纪的风刮得急。有人想把我请进博物馆，说我是“非遗”；有人举着亮晶晶的匣子对着我拍，说要让全国都看见。老陈不依，还是每天五更天推着我上街，竹蜻蜓在我脸上转得慢悠悠。像日子一样，一圈一圈摊着，慢悠悠的过去。

“它不是物件”

他对着那些匣子说，“它是过日子的念想。”

穿西装的老板来寻他，说当年总偷拿娘的私房钱买煎饼，就爱我脸上那点焦糊味。咬下去时，他突然掉了泪，说这味道里有他爹揍他的巴掌，有胡同里的蝉鸣，有整个少年时代的热辣辣。我想应该是老陈媳妇新做的辣酱味儿，辣辣的很踏实的，有过日子味儿。

  如今老陈的背也驼了，竹蜻蜓在我脸上转着，偶尔会抖一下。但那圆总还是那么匀，绿豆面里掺的黄豆粉不多不少，腐乳和韭菜花的比例分毫不差。

他孙女常来帮忙，给我擦脸时总说：“鏊子爷爷，你脸上的圈比故宫的柱子还多。”

老陈就笑，往我肚子里添炭：“那是记着账呢，记着谁来过，记着日子是咋一步步熬过来的。”

  夜里收摊，老陈用布擦我，动作轻得像给孩子擦嘴。远处的摩天轮转得慢悠悠，把光洒在我身上，那些深浅不一的纹路里，突然映出了拉洋车的脚印，映出了军装的补丁，映出了胡同里的吆喝，映出了一代代人弯腰又挺直的脊梁。

  我想，我啊是块铁。是天津卫长出来的一块胎记，是烟火里长出来的纪念碑。不用刻字，不用镀金，就凭着绿豆面的香，炭火的暖，竹蜻蜓转出的圆，记着这座城的疼与爱，就能记住普通人日子里的硬气与温柔。

但我，又不只是块铁。只要炭火还能把我焐热，只要还有人来寻这口热乎，我就会一直蹲在这儿，窝在这条老街。看晨光漫过街角，看日子像煎饼一样，卷着风霜，也卷着希望，在人间烫出金黄的印。一圈一圈，那是人间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