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为什么现代“瘟疫”常发于南方而不是北方？其实，这个问题就像“为什么传染病常发于中国而不是印度”一样是不严谨的，也肯定会引起许多人的反驳和嘲骂，但毕竟一定意义上这是事实，其中原因颇为耐人寻味。
笔者并非医学专业人士，也没有做过规范严谨的科学调查，只是想从一个非专业人士所能想到的角度来探讨一下其中的一些原因，为避免今后再发生此类事件提供一点一得之愚。）
南方（笼统意义上说，是指长江以南地区）一向被认为是山温水暖、人杰地灵之处，也是人文荟萃、经济发达的地方，可是，新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大型“瘟疫”，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令人闻之胆寒的几次大型流行性传染病，原发地都是在南方，而且是大城市。
例如1988发生在上海的甲型肝炎、2003年始发自广州的非典，还有就是这次仍在肆虐、影响全国甚至全球的武汉新冠肺炎。
原因到底何在呢？
首先，不能不说的就是饮食习惯这一点，这三次流行病据现有调查都是“病从口入”的典例。
南方气候温暖，物产丰富，食材更加广泛，饮食文化也更加丰富，例如在八大菜系（鲁菜、川菜、粤菜、苏菜、浙菜、闽菜、湘菜、徽菜）中，只有鲁菜是北方菜系，其他都是南方菜系。
当然，这还都是广泛流传、见诸食谱、为大众承认的膳食，各地独具特色的稀奇古怪的吃法和食材还不包括在其中。从13世纪的马可·波罗到16世纪的欧洲传教士，当他们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在他们的游记中，无不表达了对中国人食谱之广、毫无禁忌的惊诧：
“在昆明，人们蘸着蒜汁吃生肉，还吃蛇——甚至是毒蛇。在杭州，人们什么肉都吃，包括狗肉、野兽肉和各种动物肉。在福州，当地人什么野兽肉都吃······”（马可·波罗《游记》）
“他们也吃蛙······他们是从背后剥开个口子，从那里把皮剥光。”（葡萄牙传教士加斯帕）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很多笔记中也记载了五岭之南令人“莫不可叹惊”的诸多食材：鸟类有越王鸟、猫头鹰、鹧鸪，虫类有蛇、蜈蚣、蚂蚁，水产有蚝、蛤、鲎······
这些稀奇古怪的食材，除了物产丰富的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却又似乎恰恰相反，就是物资匮乏、食物短缺的历史因素，例如旧时代一些南方偏远地区的少数民族群众，偏居一隅，土地贫瘠，只能就地取材，先填饱肚子再说，古书中记载：“楚越多异食，蛮荒之民，有以山虫为食者······”
记得听一位朋友讲过，她在改革开放初期曾到海南支边，受到当地人的热情招待，其中一道据说是招待贵客最重要的菜竟然是腌老鼠！朋友说她虽然没敢吃，但一想起来就要呕吐。
还有江湖上流传已久的“三吱儿”：
三吱儿是一道菜品，谣传属粤菜系。主菜为刚出生的活老鼠，食客用烧红的铁头筷子夹住活老鼠，它会“吱儿”的叫一声，这是第一吱儿。再来将它沾上调味料时，又会“吱儿”一声，这是第二吱儿。当食用者把小老鼠放入口中时，鼠发出最后一“吱儿”，三吱儿由此得名。
这道骇人听闻的菜式被归为“中国十大禁菜”之一，其他还有龙须凤爪、醉虾、烤鸭掌、浇驴肉、脆鹅肠、铁板甲鱼、 风干鸡、猴头、炭烤乳羊等，其做法之残忍令人发指，在此就不再一一赘述。
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华菜肴就十分讲究“珍罕”二字，越是特殊食材或者罕见做法越受老饕的追捧。而这些极其残忍而富有“想象力”的烹饪方式，也反映了某些中国人在满足口腹之欲上一些近乎变态的追求。
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学观念的普及，我相信许多变态恶心的吃法早就不存在了，但是一些特殊食材却还大量存在着，例如竹鼠、穿山甲、蛇猫、熊掌、蝎子等等。
记得到桂林旅游时曾听导游说他们当地最具特色的美食就是竹鼠，据说滑嫩鲜美，比鸡肉还好吃；还记得在电视上看过一档致富节目，其中就讲了西南山区一个农村小伙子靠养竹鼠致富的故事。
另外还有就是曾经“恶贯满盈”的果子狸，非典之后仍然是某些人的口中餐、腹中食。
除了非法捕猎的野生动物，很多事实也说明很多“野味”其实都已经养殖化了，但是是否经过检疫，是否有严格的市场管理，答案几乎可以肯定是“否”。
所有这些“野生动物”的食材都很容易成为自然界原生病毒的中间宿主，在不经意间向人类发起可怕的攻势，让大多数无辜的从不乱吃野味的人跟着遭殃。
另外，跟饮食习惯密切相关的还有中医特有的养生进补文化。
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中国文化有“吃什么补什么”的食补观念。客观地说，其中相当一部分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是我们祖先实践的总结和智慧的结晶；但是也有一些是毫无科学道理的糟粕，例如什么“穿山甲通乳”，难道就因为它能挖穿山？
而且有很多观念，也并非出自正宗的中医理论，而是以讹传讹的“伪养生”，相反，古代医学家早就在医学典籍中指出过滥食野生动物可能造成恶疾，例如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就列举了一大堆不能吃的野味。况且，古代中医是将其作为“药材”，而现在却成了“食材”，走向了"越是稀奇珍罕越是能进补"的极端。
据科学研究，其实野生动物的营养价值跟普通的家养的禽畜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而口感较柴，并不如家养禽畜美味。
最要命的是在现在的环境下，不少野生动物受到工业“三废”和生活污水、高残留农药、灭鼠药的污染， 人吃了这样的动物自然是有害无益。
同时，很多野生动物是某些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的中间宿主，特别是寄生虫，如弓形虫、旋毛虫、绦虫等，一旦进入人体后，会引起严重的疾病。
野生动物与人的共患性疾病有100多种，如炭疽、狂犬病、结核、鼠疫、甲肝、出血热、鹦鹉热等，一旦野生动物身上带有这些病毒，人一经接触，就很容易染上这些疾病。
这种用野味进补的观念在整个中国都很普遍，而在讲究养生的南方，似乎更有市场。有些人固执地认定野生的就好过家养的，珍稀的就好过常见的。
即使在如今疫情严重的高压之下，前段时间武汉竟然还有地下黑市依然从事野生动物买卖，湖南有一帮人竟然还开着车带着猎枪一路从湖南打到湖北，缴获的野生动物也是珍禽走兽五花八门。
我们已经在同一个地方跌倒过两次了，如果这种观念不彻底改变，就还会有第三次、第四次……
再次，就是跟气候因素有关。南方自古就被称为卑湿雾瘴之地，司马迁曾写道：“江南地卑湿，人早夭。”柳宗元也曾说：“南方多疫，劳者先死。”元代医者曾世荣也认为“北人水气多，南人瘟疫盛，地气天时使之然也。”而元代医生危亦林更是将南方人食谱过杂与瘟疫多发联系起来。
用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南方地气阴湿，人体湿邪重，易生病；零度上下又正是各种病原体喜欢的温度，所以冬春季节借助各种宿主，病毒肆虐就可以理解了。
当然，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这些因素对一般性的健康问题已不构成什么威胁，甚至，据有关调查数据，南方人的平均寿命还略高于北方；但是，怕就怕像新冠肺炎这种传染性极强、人类又尚未掌握治疗方法的流行病，一旦发生将对人们的生命和国家的经济造成巨大威胁。
还有，大城市的农贸市场如果卫生问题做不好，也很容易成为病毒的原发地。而一旦初发时控制不好，我们将付出重大代价。
这是非典和新冠肺炎给我们的深刻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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