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官场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当代官场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

官场是一个特殊的政治空间，也是一种敏感而重要的社会存在，它不仅是政治生活的聚焦点，也是各种社会力量交汇、交错乃至交锋的中心地带。官场小说，是以人们对官场人事为审美对象，以揭露、批判不良现象，反映官场另类生存为审美目的的一类创造的统称。千百年来，男性作为社会中的统治阶层，历来是官场中的主角，在这个大舞台上他们尽情的展现他们的才华，挥洒他们的智慧。而和男性相对立的女性，她们是处于边缘地位的，在身份上附属于男性。90年代以来，社会处于转型期，社会的发展为女性跻身官场提供了条件和机会，但跻身于官场的女性并非就是一帆风顺的，和男性相比，她们在官场的处境更为艰难，期望展现自己的才华有所作为，但往往事与愿违，被卷进权利的旋涡不能自拔。当代官场小说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女性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一个相应的变化过程。女性形象的塑造由单一化、模式化、概念化向多面化、立体化方向转变，人物形象渐趋饱满，其中由于性别和体验的差异，男女作家笔下对官场女性的塑造具有极大的差异性。

一、男性文本中的女性叙事

伊莱恩·肖瓦尔特在《走向女性主义诗学》一文中将女性主义批评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涉及作为读者的女性，研究的对象是关于女性的话语，即对男性文本的重新解读；第二种涉及作为作者的女性，研究的对象是女性话语，即对女性写作的研究。在近二十多年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大多是侧重第二种类型，对第一种类型的关注相对薄弱一些。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创作成为文坛一股不可忽视的创作潮流，并展现了繁荣景象，如张平的《抉择》、陆天明的《大雪无痕》、李佩甫的《羊的门》、王跃文的《国画》、《梅次故事》、刘醒龙的《痛失》、阎真的《沧浪之水》、田东照的《跑官》、《骗官》系列、铁戈的《非典型公仆》、杨川庆的《官道》、王晓方的《市长秘书》等优秀作品。“从性别的角度看，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男性，由此构成了一种男性文本。另一方面在这些小说中，女性既作为人物实体被书写，更作为欲望化的符号被想象和利用，由此构成一种女性叙事。”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女性的塑造多呈现出概念化、模式化的倾向，在他们的笔下，女性的个性遭到泯灭，她们的声音被掩盖了，处于失语状态，身份上处于从属地位。作品对女性的塑造主要分为以下几类：妻子型；情人型；干部型。

首先，妻子型。该类女形象主要是贤妻良母型。如阎真的《沧浪之水》中池大为的妻子董柳，王跃文《国画》中朱怀镜的妻子陈香妹，田东照《买官》中的陈晓男的妻子纪兰等，她们身上具有现代女性的特征，如受到高等的教育，行为举止优雅得体，有自己的事业，又有传统女性的温柔、贤淑、体贴、纯洁和朴实。她们年轻貌美，性格温柔娴雅，情感真挚，是真善美的代表，又富于牺牲精神，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得完美女性。俗语有云：每个成功男人的背后都有一个伟大的妻子。正是由于她们在背后默默支持和无私的奉献，才使得在风云变幻的宦海中打拼的男人有了精神支柱和心灵港湾，从而缓解了官场权力对男性挤压而产生的焦虑感。这种书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传统的价值取向，这些贤妻们是男性作家按照他们的文化想象和价值取向所塑造出来的，体现的还是父权制话语对女性的审美表达。

其次，情人型。传统的父权文化系统中，作为符号的女性，往往归纳为天使与魔鬼或者圣女与荡妇两极。如果说贤妻型对男性而言是天使的话，那么在作家的笔下，情人在官员的官场生涯中往往扮演着魔鬼或荡妇的角色。这类女性同样具有倾城的美貌和诱人的气质和娇媚，她们的存在使男性的生活多了一层玫瑰色，但同时她们的存在犹如罂粟一样，盛开时是美丽夺目的，结果却往往是致命的。对男人而言，该类女性往往是堕落的渊源，是邪恶的，被看作是致命的和难以抗拒的诱惑力的源泉，而男人则完全无力抗拒这种诱惑。如《反贪指南》中何娴之于许建国、《非常档案》中蒋丹青之于刘心之、《沧浪之水》中孟晓敏之于池大为、《国画》中梅玉琴之于朱怀镜、《羊的门》中谢丽娟之于呼国庆，呼国庆为了给谢丽娟一百万不得不挪用公款。尽管有的官员结局并非悲剧性的，但这些女性的存在对他们走向腐败堕落和迷失起了催化的作用。情人在当代官场中成了官员腐败的重要标志，官员因拥有权力而生活腐败，抵挡不住美色得诱惑而拥有了情人，但情人的拥有反过来又促进了官员的腐败。一般，沦为情人的女性在作家的笔下是欲望的化身、贪婪的象征，这类女性身上体现了权力递延，她们本身不掌握政治权力，但她们自身的美貌和胆识是可利用的资本，她们用自己的资本来诱惑和征服男性，利用男性的权力间接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她们通常被看作是“红颜祸水”。对女性的欲望化和符号化书写中，表达了作为男性主体的迷失和焦虑。

再次，干部型。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也获得了进入权力场的资格。女性身影也渐渐出现在国家政府机构中，干部型又分为两类：一类正义型。她们多被塑造成正直善良、刚正不阿、临危不惧、坚决与黑暗势力和腐败分子作斗争的巾帼女英雄形象。如陆天明《大雪无痕》中的廖红宇，为了群众的利益，遭到报复身中数刀，仍然坚持上访。杨川庆的《官道》中的代县长吴莉莉，没有因为市委书记对自己的提拔就当上级的应声虫，坚决跟黑暗势力作斗争，女儿因此遭到绑架，但面对群众的利益受损的情况，她仍然站到了正义的一边。周梅森的《国家公诉》中的监察院检察长叶子菁，面对以常务副省长为首的一群由各级领导干部组成的腐败分子团体，叶子菁顶住重重压力，步步坚守，将责任和使命时刻扛在肩头，最终将腐败分子送上了法律的刑场。另一类是贪官型。她们身居要职，柔弱的外表下有一颗追逐名利的狂热之心，大肆利用职权为自己谋利益。如张平的《抉择》中市长李高成的妻子吴爱珍，她任市东城区监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拥有显赫的地位，还瞒着丈夫收取巨额贿赂；周梅森《绝对权力》中的女市长赵芬芳，为了追求权力，她牺牲了个人情感维持了名存实亡的婚姻，为了获取市委书记的绝对权力，从而获得巨大的政治利益，她打击诬陷上级领导，最后落得身败名裂。铁戈的《非典型公仆》中的蒙阳市委书记赵玉兰也是一个在生活和事业上遭受双重失败的人物，身处官场，为了追逐权力忽视家庭，丈夫出轨，家庭破裂，得不到感情慰藉的她轻易的落入了秘书曾平设的婚外情圈套；事业上，由于她本身能力一般，又因是女性担任书记，遭到以李沛远为首的一群部下的联合抵制，权力被架空，她提出的政策无法实施下去。李沛远甚至在公共场合说她是“牝鸡司晨”。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处境中，她一败涂地。

奔波于官场的女性遭遇着和男性相同的困境，不管是巾帼英雄还是贪欲十足的女干部，她们同样体验着官场的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同样经受着权力的挤压和异化。“男女两性政治地位、经济地位的接近不仅造成了他们社会地位的接近，而且势必造成他们性格气质的接近”。《抉择》中对纪检委书记柏卫华的寥寥数语的概括，体现在她身上的是坚韧和刚强，看不出她身上的女性特征。这些游走于官场的女干部已经男性化和雄性化了，她们身上女性特有的柔性美被作家抽掉了。作家对干部女性的塑造注重的仍然是她们外在的行为，并没有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进行挖掘，人物形象稍显浅薄，缺乏立体感。

二、女性视野中的女性书写

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官场小说可谓少而又少，即使有少数作品，也显示了粗糙化的倾向。范小青的《女同志》在文坛的出现，实现了对官场女性形象塑造的新的突破和超越。作者以细腻的笔触完成了对体制之中的女性命运浮沉的穿透性的刻画，逼近人性的深处。女性不再是孤单的形象，她们以群体的姿态亮相，以主人公的姿态展示女性独有的智慧和风采。

（一）权力场上的女性风景

作家范小青在《女同志》中以细腻温婉的笔触塑造了以万丽为首的一群女性形象，作品以万丽进入仕途及其升迁为线索展开，全方位的展示了官场中的女性的生存景观。万丽，伊豆豆，陈佳，余建芳，聂小妹，李秋等女性，作为女干部，她们有地位，手握权力，但她们仍然是女人，虽然挣扎于官场，但并没有因权力的销蚀而失掉女人爱美的天性，她们爱美，时刻注意自己的衣着打扮，谈论对衣服色彩的搭配，她们心灵深处也有柔软的东西，同样渴望被异性关注和呵护，她们有她们的情感纠葛和喜怒哀乐。情感是她们生命中不可少的，如万丽和康季平、叶楚洲、孙国海的情感纠葛，可以说万丽某些方面取得成功得之于感情方面的支持。其他的女性诸如伊豆豆，余建芳，李秋等人都无法摆脱爱情对她们的诱惑，甚至有的为爱情放弃了对权力的争取，典型的就是余建芳，这个典型的官场女性在经营多年以后最后没有当上正县长，就是因为她在关键时刻没有挺住，跑到医院去看朱部长，朱部长临终，她扑到朱部长身上哭，谁也拉不起来，朱的老婆把当年的失去一起捅出来，致使余建芳的对手终于有机会战胜她。以余建芳多年在官场的经营和历练，应该知道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她以扑到在多年的柏拉图式的情人身上的“殉情”方式牺牲了政治，回归了本性，由“女同志”变回了女人。面对感情，她们流露出的是真性情，余建芳的行为是任何一个身处官场的男性不可能做到的，事到关头，男性往往会紧抓权力保全自己而放弃感情，也许这就是男性和女性的差别。

（二）权力对人性的异化

《女同志》是一部官场女性的成长史、挣扎史。官场并不因为她们是女人就对她们格外施恩，以万丽为代表的女人们和男性一样是在官场残酷的竞争中生存的，甚至她们的处境和奋斗的历程更为艰难，毕竟官场还是以男性为主体的舞台。她们同样要经受权力的异化，初入官场，万丽也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蜕变过程才真正进入状态。为了进步，她投机钻营，出卖朋友，为别人使绊子，在这个过程中她内心也充满了不安和矛盾，在矛盾中体现了人性的挣扎，她常常自我反省，反思自己的“自私、冷酷、无情，心里只有自己，只有自己的所谓进步”，但现实环境逼的她没法回头，只能一步一步向前走。权力的巨大力量，弱化了万丽身上的女性特征。她的好朋友伊豆豆指出了她的变化和陌生：“凶悍的女人，权力欲望太强的女人，脸整天拉着沉着，时间长了，五官都往下挂，你照照你自己，从前那个靓丽光明的万丽哪里去了？女人的美是由内向外的，一个权力欲太强的女人，即使给人看到的是她光彩照人的一面，但谁会相信这种假象？卸了妆以后自己再看看自己，内心的焦虑、欲望、不满足，贪得无厌就全暴露出来了。”随着职位的升迁，她尽管内心还有矛盾，但已经开始不自觉的变化，开始认同官场的规则。在小说的结尾，作者设了一个开放的结局：万丽、聂小妹、陈佳三个势均力敌的女人竞选副市长，作者没有交代谁胜谁负，她们的官场之路将继续下去，这次她们不只较量品质，还要较量手段和心肠，这是一场无硝烟的厮杀，不管结局怎样，她们都将承受比普通女人更多的痛苦。

《女同志》的成功之处在于作者把一群女人放到了前台，让她们作为主角，充分展示她们的演技，展示她们的光彩。作者不止是刻画她们的外表，书写她们身处的困境，更把笔触深入到她们的内心，细致的描绘出了宦海浮沉中权力对她们的挤压而导致的内心细微的变化，表达了她们尤其是万丽心灵的裂变过程。

三、无法突破的父权制樊篱

男性作家是以他们的文化想象来塑造女性，男性是诉说者，女性在文化想象中往往代表着无法言说的沉默和激情，女作家更多的是从婚姻、爱情、家庭的角度对官场女性自身的存在和生存的命运展开书写，表达她们的喜怒哀乐。尽管《女同志》的写作塑造了一批鲜活的女性形象，深入女性的内心深处进行挖掘，女性形象也较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饱满，更具立体感，但在文本的深层次上，官场小说的写作并没有溢出男权话语的樊篱，传统文化心理依然对作家审美心理产生巨大的影响。

西蒙娜·波芙娃指出：“有时女性世界被用来和男性世界相对照，但我们必须再次坚持女人从未构成过一个封闭的、独立的社会；她们是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群体受男性支配，她们在群体中处于从属地位”。“她们在同一时间里既属于男性世界，又属于向其挑战的领域；她们被关在这个世界，又被另一个世界包围着，所以她们在任何地方都不得安生。”官场上的女性不管怎样的春风得意，她们仍然是处在男性权威的笼罩之下的，她们的背后站立的还是男性。如陈佳的进步离不开崔书记和“老人家”的提拔；伊豆豆后面有秦局长；余建芳的背后站着朱部长；万丽的进步和提升离不开向问、康季平和叶楚洲等男人的帮助，尤其是她的初恋情人康季平，这个着墨不多、曾带给万丽伤痛的男人每次在危急关头都及时出现帮助万丽，即使在癌症晚期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康季平自己不能动，也要通过他的口述让自己的妻子给万丽发邮件帮万丽排忧解难，令万丽化险为夷，正是由于他的帮助和关爱让万丽在变幻莫测得宦海中有了精神寄托，也使万丽日渐坚硬苍凉的心灵深处有了丝丝暖意，康季平这个理想人物的设置，使作品显示出了几分温馨，也把女性笼罩在了男性的充满温情的视域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