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于•成都
矫情不是种病，是活着的乐子，这种乐子却又莫名其妙，周而复始！
日子久了，矫情多了，旁人就会说你是文化人。我不太喜欢这么说我，一是因为不够接地气，二是自己的学识算不上文化人，感觉跟生活有距离。
非要沾个文字，文艺青年也行，因为文化太具象，但文艺就很抽象，没有明确定义。
若再不行叫我油腻大叔，毕竟胖了，也油了，所以我也有个名号叫根叔。
缘由是电影<天下无贼> 葛优的那句台词，江湖人称黎叔！于是我就给自己取了个带叔字儿的名号，这样就显得多老成，多贴切。
摄于•武昌
在武汉的日子，闲暇时总会去东湖边走走，坐坐，有水有湖的地方就会让人静下来，毕竟生活不时的会让你躁一躁，你就需要找适合你的地方去平和生活。
而东湖，就成了我在这个城市里生活必不可少的调和剂。
怎么来讲这个必不可少，大概是假如我是快乐的，我会去东湖。假如我是忧郁的，我也会去东湖。
也就是说，不管情绪是怎么样的，都会去东湖，去那里唱歌，去那里作诗。又或者像大家调侃的那样，去东湖边上看妹子，随管怎么讲，都好！
摄于•汉口
东湖之外，若提武汉的玩处，我必然会推荐一个地方，那就是江滩的知音号。
不知为何，自己总觉着骨子里有点民国情节，中山装，长旗袍，讲话之言字句中带的腔调都爱。
有人讲民国是中国近代的文学盛世时期，但我觉得民国没有造就文学大师，只是成就了大师，真正造就大师的应该是清朝末年，按年龄推算，大多都是在清朝末年学习，成长的一帮人。
所以古话有讲，乱世出英雄，而民国就算是一段乱世，也就出了这么多文学[英雄]。
而知音号是有很多那时期的影子，是会让人感动的地方，我是这么认为，也是这么被感动的。
摄于•周口
村上春树说，“书的销量，得奖与否，评论的好坏，这些或许能成为评论成功的标志，却不能说是本质的问题，写出来的文字是达到自己设定的基准，这才是至为重要的，这才容不得狡辩。别人大概都可以搪塞，自己的心灵却无法蒙混过关。
我没看过太多村上的书，可能因为他是个日本人，哈哈哈，自己有些不太正确的爱国情怀，但又总觉得像个愤青，有点冲突，有点矛盾。
后来我还买了一套石黑一雄的，足足六本，有点讽刺，原谅我始终没看完，只看了两本，<浮世画家><群山淡景>。
因为看了<浮世画家>觉得太啰嗦了，但也证明了自己不是个文化人，没能看懂，那时期日本背景下的事物了解的太少。
还是看国内的作品好，譬如汪涵在<有味>里写了好多靖港的事物，油纸伞，香干，至今我都记得。
说我是不看日本人的东西，这个结论是经不起考究的，因为终究我还是看完了村上春树的<且听风吟>。
三部曲也唯一看过这本，大概的内容就是他的回忆，在文中有表述到一些很露骨的字眼，如ML，XJ，这点我感觉跟王小波很像，因为最近在读他的<沉默的大多数>，同样的写法跟措辞。
对于他们两个作品，让我有种新的看法，那就是文人跟诗人的区别，如果要比喻，应该就是现实与理想，文人大多的作品都贴切现实，柴米油盐都在里面，而诗人就是理想，远方跟彩霞也都在里面。
摄于•都江堰
如果让我去做一类人，我会选择后者，诗人多好，写得也少。但诗人大多都矫情，一个爱要用几段话，一个苦也要用好多比喻。
在2015年，我写了首<根>，记录这些矫情，或许多年后，会发现有很多东西写的很次，但有一点就是总能想起那时写的感觉，这一点我印证过无数次。
譬如电影票我全都会留着，易拉罐喝完我会把拉扣放回去，坐在安静的地方，我就会瞎写点东西，矫情着，快乐着。
因为我始终认为，矫情是活着的乐子。
此刻 20:45 我在武汉
若你能看到我矫情，请鼓掌，因为那是我快乐的事情。
摄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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