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过病的、或者有亲属生过病的人都知道，这个宇宙中负能量最为爆棚的区域，莫过于一座座省会城市里的一座座三甲医院——中国群众所谓“死也要死在那里”的、以延缓和逃离死亡为使命、却又是死亡发生率最为密集的地方，大家漏夜排队、缩食节衣、走廊加床、债台高举、把橡皮管和监控仪插满每一寸身体、为琢磨各种医学术语而小心翼翼、久旱盼雨般等着一张张报告和一台台手术排期、为主治专家一个下意识的叹息而魂飞魄悸、在透析穿刺化疗呼吸机这些杀气腾腾的名词面前搜罗气若游丝的意志和勇气，只因为，活下去，这三个字能让人如此死心塌地、如此披荆斩棘、如此永不放弃。
你永远不知道在你对抗的所有东西里，哪个才是最可怕的囚笼、最可怕的恶：贫弱？病魔？命运的无常与蹉跎？或者那覆盖了整个世界的、被嗜血的资本和愚蠢的权力共同定义的规则？
片头程勇陷入生意惨淡的窘境时，邻居小旅馆老板说：“现在谁还用这玩意儿，都用伟哥了”——辉瑞公司的新产品，改写当代男性生态的小绿丸，好像这个正在失去一切的颓丧loser，此生注定要与跨国制药集团为敌——或者说，在某些庞然大物的吐气成云里，你的每一口呼吸，其实都早已被剥夺到无地。
程勇和前妻的争吵牵出了他家暴的前科——“这几年你抽得还少吗？”——很好，让主人公以一个烂人的身份登台，远比把他直接塑造成一个“老婆贪恋富贵携子远走、自己安贫乐道照顾父亲”的高贵的失意者，更加有趣和有力。
把渣男逼成英雄的，是某些比渣男更渣的东西，而且，你渣得妻离子散、它却能渣得四夷宾服，你渣得无人怜顾、它却能渣得挥金如土。
吕受益第一次求程勇出国买药，竟然答应了先付钱的苛刻要求——这个壮阳药贩子从任何角度看都没有值得托付的理由，但是，他竟然宁愿信任他，信任那个远在天边的印度，也不去信任那些看起来更应该信任的东西，比如医院，或者，政府。
当渣男变成圣母，是因为他发现自己有人要保护，更讽刺的是，这些人，还只能由他来保护。
曾几何时，他唯一认定自己需要保护的人就是儿子（父亲也是他的责任，但那更近似一种包袱式的责任，与儿子搓澡吃包子的时光他有发自内心的快乐，但敬老院里喂父亲吃饭时，他更多的是疲倦）。
很显然，孩子是他一生的死穴，思慧本就是混迹风月场的女子，他又是她的供药者和雇佣者，刚刚为她砸了钱出了气羞辱了狗眼看人低的夜总会经理，出于报恩还是出于友谊，他仿佛都有资格享有这一晚的欢愉，然而当那个脑门上顶着退热贴的小女孩出现在门边时，他在一瞬间，咽回了自己所有的肉欲。
他来到吕受益家里，聚焦点一直围绕着他一岁的儿子，好像那一瞬间他明白了自己的意义，于是他满饮此杯，用这酒里的承诺，给了吕的妻子一个关于未来的期许。
黄毛则近似一个他假想中的儿子，一个需要他为其平复野性、叮嘱其回家探亲、敦促其剪掉一头杀马特发型的儿子。
他知道卖违禁药物犯法，所以他需要一些精神上的支点来说服自己，刘牧师和他背后那个面目模糊的上帝，多少提供了一些撑持，虽然他从头到尾分不清“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和“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究竟来自基督还是佛陀，但他终究在信着一些看似陈腐和荒谬的东西，而我们已经看到，在他置身的这个社会里，太多人除了钱，什么都不会相信。
“法大于情”，好像没有什么错。
但是法也是经验的而不是超验的，法也有它的决定因子和生成逻辑。
如果“法大于情”的伴生物是“法定于钱”，人间会不会过分可怕？
我也不知道上帝在哪里，但是如果真的有上帝，他一定在我们这边。
直到真正的假药贩子出现，这个如邪教教主般手眼通天、对自己和他人的情绪操控自如的行骗者，为他现身说法了一遍“做坏事也是需要成本、能力和天分的”，然后，把警察招来，恍如做了一次锒铛入狱的预言和预演。
他不想坐牢，他不是慈善家。
他们为什么要怪他呢？
他不是病人，他随时拥有上岸的权力，这是谁都应该理解的道理。
当初要不是他拼命把药带回来，你们又怎么能有今天，这是谁都应该理解的道理。
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能理解？
那是因为，你不是我，我也不是你。
有人有软着陆的退身步，有人可以另起炉灶开一家月盈利几十万的成衣厂，然后花天酒地陪客户。
有人却只能为了女儿继续去那些醉鬼面前卖笑，有人却只能变成家庭的负累一次次自杀未遂，有人却只能目送教区的兄弟姐妹一拨拨逝去，有人却只能回到屠宰场里一边杀猪一边在背井离乡举目无亲中孤独地等死。
医药公司在商言商，研发药物需要成本，如果知识产权受到侵犯，没有人再有动力投入制药业，最终受害的还是病人——这也是谁都应该理解的道理。
国家的责任就是维持市场秩序，没有药监局的批准，再多的理由，也偏离了程序正义——这也是谁都应该理解的道理。
你的道理失效，是因为你根本无法想象，别人将要面对什么，和正在面对什么。
生活中哪有这么多的设身处地。
有时候，最没价值的，就是道理。
等他走过那条长长的走廊，在那无数口罩上方凄惶的双目中读到一种“除了你我们还能靠谁”的希冀（他下一次在这么多眼睛里缓步前行，已经是坐在囚车上走向牢狱，这一组镜头隔空对舞，有了某种宿命般的镜像感），这种希冀一如溺水者抓住一根海藻或一块朽木般蛮不讲理，他再次背叛了恐惧，也背叛了“法律”，或者说，背叛了“道理”。
他的第二次开始，有了某种洗尽铅华后的通透，好像不用享受那些救世主般的快意，只是在做，不贪名，也不再逐利。
他就这样经历了被别人逼成英雄——享受英雄——恐惧和拒绝英雄——被自己逼回英雄——真正懂得怎样去做英雄的五段论。
他能够接受儿子的离开，因为“出去挺好，以后比咱们都有出息”。
他能够束手就擒，唯一的反抗，只是为那几个刚拿到药物的病人，争取一点逃跑的时间。
他仅有的爆发，也只是黄毛被撞成一滩模糊的血肉之后，对着前小舅子嘶吼出的那句“他才二十岁，他有什么罪？！”
活在某些世道里，还真都要有一些认栽的勇气：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然后，再去用尽全力。
阻绝了向上的、自我升华的可能，不需要提炼为伟岸，只是作为一个人，必须去为人做一点事情而已。
强大到不用和任何东西对撞，也不用拿任何东西依傍。
很多人注意到了他在印度街头撞见的那尊圣像——那是湿婆，毁灭和破坏力的化身，然而，却作为印度教三大主神之一，掌握着天地万物的平衡。
善恶一线，好像谁心里都有一个幻想替天行道的少年，只是你不曾明白，天地不仁才是众生牛马、万物刍狗的本源，替天与逆天，不过一只鸟落的距离。
既然有了爱和悲悯，你又还想怎样？即使有了爱和悲悯，你又还能怎样？
整体调性上时隐时现的荒诞主义，以及鄙猥的骗子张长林和傲慢的医药公司代表两个反派制造出的仇恨间离，多少稀释了那些可能指向庙堂的情绪责难与道德猜疑，为自己规避出了一块相对安全的存身之地——这是导演的聪明，和对现实规则的熟稔。
更何况，影片故事的初始时间定在2002年，如果你去搜索一下中国药物管理的历史，不难发现彼时的药监局主任是郑筱萸——2007年他因腐败受贿被执行死刑——皇上还是仁德的，孽都是贪官所造，我们就是靠着这样的逻辑，撑过了上下五千年。
电影非常动人、也非常值得尊敬。
文牧野无疑拥有极其圆润的、即使在当代中国青年导演中都极为罕见的类型片驾驭技巧，前半程的黑色喜剧、后半程的社会问题剧、穿插其间的罪案剧和伦理剧，病友、舞女、牧师、黄毛少年集聚成团的那一刻（他们分别提供动机、社交、语言，以及热血和暴力），甚至出现了我最喜欢的“强盗片”模式——（“一群各怀其能之人聚在一起各尽所长地做一件事”，《七侠荡寇》、《十二罗汉》、《盗梦空间》甚至《钢的琴》都属此列，当然，还有《水浒传》）。
该笑的地方、该哭的地方、该愤怒的地方、该怅然的地方、该思考的地方、该思考但又不必思考过度的地方，全部恰到好处地、顺理成章地发生了。
当然，有些地方，显得过于娴熟——很多人大概不会明白“过于娴熟”为什么也会成为一个缺憾，无法言传，懂的自然会懂。
“在院线里看到过的最好的中国内地电影没有之一”、“我们终于也拍出了别人家的电影”
、“零差评的良心之作”，溢美之词云蒸霞蔚，固然这是影片值得担起的好评，另一面，却也看出中国观众长期以来忍受过怎样的饥渴、失望和压抑。
它原本只应该是一部非常出色的、完成度极高的、让人有足够情绪投入和适当思想投入的、与社会保持着积极互动和良性反思关系的中等成本商业电影，它原本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电影市场里最常态的存在（就像美国、就像韩国、就像曾经的香港）。
是某些不正常的、不健康的东西，让它被看做了绝无仅有的民族脊梁加以膜拜，它和它的男主角一样，都在做着一些早就应该做到的事情，却因为这样的事情迟迟没人做到或不被允许做到，终于被抬升成了自己不想置身的云端。
我们如何在下沉的世界里，建造自己的纪念碑？
那天看完电影回家后，在微信上给同事的留言：诅咒完庞大的黑暗，别忘了点燃一盏微不足道的烛火，从身边开始，能照多远的地方，就先照多远的地方。
大道不行，各尽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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