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聪明人向来懂得如何明哲保身，用自己仅限的智慧博取浩瀚的皇恩。想当年，曹睿托孤给司马懿，为曹马之争埋下伏笔。在古代的文人笔墨里，最多的是郁郁寡欢不得志的人。这些人有的隐居山野，与天地寻乐。有些人还是到处托人送信，希望自己能有朝一日，得到被重用的希望。
没做官的想要入仕，就像韩愈参加一次次考试，就为了被选上当官，养活一家人。至于那些很正直的官员容易被小人诬陷，被贬官也是常事。柳宗元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年轻的官员，他心系着大唐的国运，同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势力做斗争，最终以失败告终，主要的官员都被贬了。 若不是一腔爱国的情怀，谁愿意去趟这个政治的浑水呢？很可惜的是柳宗元怀才不遇，因“王叔文改革”牵累，被贬官了。
众所周知，古代的官员都是为了皇权服务，在古代的封建集权统治的时代，个人的作为都要服从于皇帝的旨意。
况且中国的主流文化包含着儒家的文化。儒家最主要的主张就是“忠”，不是忠于国家，而是忠于自己的君主。在古代，弑君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儒家说到底就是维持的是一种固有的阶级关系，里面代表的言论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在那个时代，个人的意志服从于君主。君主是万物的主。不是所有的君主都是明君，这就有了人们期盼明君的愿望。人们日益地期盼着明君，而不思考如何从制度上限制权力，保障无论谁上朝，国家都能正常地运转。这就是古人思维的局限性。
这又和中国的一个“名正言顺”的思维有关。在中国打仗，最讲求的就是“出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就好理解为什么曹操“挟天子以令天下”。又比如反动势力，都打着以前的朝代的旗号，比如溥仪就曾被当做伪满洲国的皇帝。
中国古代书生天天盼着皇帝广开言路，能采纳自己的观点。孙楚就写过《反金人铭》，有一句特别有名的话，如下：“少言少事，后生何述”的反问。至于为什么人们都不敢议论，要选择明哲保身，归根到底于“末叶凌迟，礼教弥衰。”
清朝的文字狱让人们不寒而栗，可是这样的因言获罪，从古到今，还少吗？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一个集权统治的朝代，臣只不过是统治者治理天下的工具罢了，个人作为都是有限的，但又是无穷的。当李鸿章代替国家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的条约，以弱国的大臣的身份，讨价还价，希望强国高抬贵手，还要背负卖国的骂名，这何其委屈呢？说到底，这些不平等条约都是授权于皇权的指派，又不是李鸿章为了求一己之荣所做的事情，这些委屈又能向何人诉说呢？
历史永远是鲜活的教材，所有的事情都在不断地重演。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有趣之处。历史又是最无情的人，假若后人不吸取前人的教训，那么只有自取灭亡。越是统一的时代，思想被禁锢得更厉害。反倒是春秋战国长期分裂的时期倒出了不少的杰出的思想家！这真是有意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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